舒甲睡了一个好觉，跟郭威比起来，他没有那么极其旺盛的精力，甚至还不如王角。
这两人是典型的工作狂，不管是“劳人党”还是“大唐人民革命军”内部，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数。
七月半，烟火气明显就多了，祭祖烧纸基本都会在这一天相对集中，不过因为杜如晦留下来的传统，倒也没有大办特办的。
湖南这边朴素，江东江西也没有奢华到哪里去。
跟湘北大乱之后的景象相比，湘南的相对稳定，反倒是要适宜一些。
永州的山区匪患还有，因为成分复杂，甘正我的剿匪策略，从来不是针对一方一地的，而是通过自己的硬关系，在广西、黔中、湖南、岭南四个地方同时沟通。
哪些土匪头子罪大恶极，哪些土匪还有挽救，这就要看传统官场和江湖上的能量。
一年多的时间，大部分土匪寨子，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
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拼的就是对地方的熟悉，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
“劳人党”在全国范围来看，影响力不算什么。
可是集中在湖南，那就不一样了。
土匪们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又或许粮草充沛可以支撑个一年半载的，但是三四个月的与世隔绝，就足够让土匪们绝望。
而每当“大唐人民革命军”在前方获得胜利，消息传到湘南，都会让土匪们的士气暴减。
无法维持队伍，不管是土匪还是军队，都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土匪窝散伙成风，逃跑成习惯，久而久之，此消彼长之下，整个湘南、湘西、黔东南，除了几股老牌土匪寨子，基本都被顶点拔除。
从战况上说，甘正我的第二军没有郭威的第一军轰轰烈烈，热度也不够，但从歼敌数和作战次数来讲，第二军是第一军的数倍。
几乎就是每天都有战斗，公审大会的烈度，比当初在湘东还要激烈。
说到底，论起阶级矛盾，湘西、湘南其实比湘东更加深。
其中不仅仅包括大地主、大资本家对佃户、雇工的压榨，还有土匪跟地方豪门对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吓。
恐怖治理也是一种治理，而且基本上成为地方士绅的法宝之一。
官僚们乐见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只要抓几个没根脚的土匪出来，该就地正法的时候，就要就地正法。
这一套玩好了，那么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当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无非是跟士绅们谈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每年的公粮征收额度，甚至还能通过地方治下百姓的艰苦生活，通过士绅向省级单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里要补助、贷款额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匪患严重的地方，民风固然是更“淳朴”，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是几近蠢笨的。
说到底，就是长期压榨之下，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恐怖氛围的环境社会，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用，又通过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进一步构建奴化的体系。
当初整个湘东，在公审大会上反应最激烈的，正是安仁县的佃户，其中的道理，跟匪患严重地区，其实是共通的。
无知的时候有多么奴性，受教育之后的怒火，就有多么炽烈。
甘正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快厌倦这种无聊的算计、战斗，可是每每看到无知的百姓在重新认识外界，知道外面世界变化之后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满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军”在外部热战胜利，并非只是给土匪们震慑，也不是只激励着湘西、湘南地区的政工干部、普通群众，还有他本人。
他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变化，一支队伍，一支革命队伍，由弱变强，以小变大，从少变多。
挫折虽有，却不影响信心。
尤其是，舒甲这样在战争上没有惊人才华的指挥官，也能够完成对敌人的打击，这就说明，这支队伍虽然依旧需要个人的超强能力，却已经具备了超过帝国旧时代军队的素质。
这是一支可以进步、进化的队伍。
于甘正我这样的人来说，他能够预见到自己所在队伍可能会遭受的挫折，甚至是重大失败，但是，他同样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这支队伍可以走出失败，最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
这是他在教育部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哪怕教育赋予了他重大的权力。
“军长，长沙来电。”
甘正我准备给一线部队通报湘北捷报的时候，收到了新的消息。
看过了电报，甘正我点点头：“王委员长希望我们加快湘南的交通网建设，秋收前后，将会在湘南建立一部分小工业基地。”
“军长，这是不是有点费时费力啊。长沙那么好的环境……”
“未雨绸缪啊。”
甘正我也是赞同王角判断的，在针对岳州的作战之前，帝国核心地区的政治动向，也是有大量的推演。
其中就包括了内阁的事实分裂，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分散，最后就是权力的重新凝聚。
核心人物就是钱镠，其余诸如武汉集团、太原集团、广州集团、幽州集团的地方力量，政治上的影响力都不会有钱镠来得那么恐怖。
最重要的一点，钱镠的一切行为都是相对系统的，不是想一出是一出。
跟岭南冯复的被逼无奈，河北张格的蓄谋已久完全不同，钱镠这是步步为营。
江淮行省的灾情摆烂，到钱镠以“海军大臣”的身份视察江都，已经具备了在外重组内阁的条件。
帝国直辖苏州的经济力量，已经明确地释放了支持钱镠的态度。
再加上整个江东，以及原税务系统的支持，在这个特殊时期，没有多少地方寡头会拒绝掌握更牢靠的力量。
甘正我甚至猜测，钱镠宣布解散政府然后重组，不会拖到明年。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诸多变化，诸多尔虞我诈，但不变的还是权力重组，其影响便是战争，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武汉集团必然扩军备战，必然想要保持维持过去一百多年的超然地位，而能够直接威胁到武汉集团，或者确切点说，威胁到武汉统治集团的势力，就是“一统湖南”的“劳人党”。
甘正我甚至相信，此时此刻的“劳人党”虽然对诸多统治精英造成了恐慌，可武汉方面，必然还是狂妄自信的。
其底气，也足以支撑这份狂妄自信。
盖因武汉的工业力量，是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的数十倍。
这种底蕴，靠人力想要拉平代差，就要时刻准备着以数万人的战死为代价。
在甘正我看来，王角是个比较冷血冷酷的年轻人，但同样的，他也有怜悯，所以想要减少牺牲。
牺牲不可怕，但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还是在努力的。
将长沙的工业力量分散，尽可能地隐藏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在偏僻落后的地区，并非是不知道增加了后勤物流的压力，并非不知道这是增加了生产成本，而是和冷冰冰的成本数字比起来，未来因此而导致的不必要牺牲，是可以减少的。
当本就弱小的工业力量无法得到补充，甚至可能在强大敌人的猛烈摧毁下彻底丧失重建可能，那么最终的牺牲，就会被无限放大。
到了那个时侯，就不是多损失一辆汽车、一节车皮、一台“进步一号”能够挽回的，需要数十倍于汽车、车皮、蒸汽机甚至是牛马的战士，才有可能重新找到胜利的出路。
王角的危机感，同样是甘正我对这支队伍信心十足的底气之一。
“先给战士们报喜，警卫师在湘北打了个漂亮仗，我们也要‘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子弹乱飞的战场上我们要有干劲，这山间的沟沟坎坎，也是我们的新战场，同样要有干劲！”
“可是……军长，警卫师都捞着仗打了，咱们总不能老跟土匪过不去吧？”
“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否则，甘正我不会在这里，甘仁会在河中，会在保加尔部。不要有嫉妒的情绪，兄弟部队的战斗，不是为了炫耀打胜仗的能力，只是想要给老百姓争分夺秒。”
甘正我笑了笑，“我们要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但不纯粹是为了自己，当然，更不会是为了这个大唐帝国。如果有时候迷茫了，就看一看胸章。”
点了点胸口，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大唐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甘正我并没有批评这个想要自己打胜仗的参谋，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从满怀私心，到公私参半，再到私心逐渐淡薄下来。
不是因为他变得更加高尚，仅仅是他的对手，他的敌人，还和原先一样卑劣。
仅此而已。
接下来只要湘北的胜利成果得到巩固，第二军根本不愁仗打。
除开岭南方向的军事压力，因为甘正我打击地方土匪的行动，使得黔中、广西相邻湖南的地区，土匪的数量猛增。
这也跟土匪的江湖习性有关，有些祖传无本买卖的寨子，往往在多省跨州跨县有门路，甚至是有分号。
和湖南官场一样，广西本地土豪同样需要黑手套，该做脏活儿的时候，没道理亲自下手。
甘正我几次去衡阳跟王角汇报工作，也确定了一个“劳人党”的统治区扩张计划，主要就是针对偏远山区、落后地区的。
不是“劳人党”不想去大城市、工业区发展力量，而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甚至直白一点，在“劳人党”现在掌握军工力量的层次来看，对人的需要，远远地高于技战术。
那么，这时候山区中的人，和工业区中的人，其实没有差别。
从湖南向外争取工业区无产者是困难的，但是向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争取无产者，却就没有那么困难。
那些有个几亩地的农村家庭，除了江东省这样的发达地区，其实不能称之为小有产者，因为那几亩地的产权，并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后地区的农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种子钱、耕牛钱、农具钱、代销钱以及各种摊派，实际上落后地区的小农，往往就是赤贫，在总的资产上，其实是负值。
这样的小农，完全不是小有产者，而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他们自然也是遭受着压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工农同盟，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建立的。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严酷地压迫、剥削，才会互相取暖，才会团结在同一个理想旗帜之下成为同志、同行者。
和普通战士考虑着建功立业不一样，甘正我跟王角分析过，只要湘南地区的路桥稍微能够走马赶车，那么，就有了在黔中、广西甚至是岭南落后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实力。
不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那种不稳定，而是牢牢地掌控着最基层的统治权，使得通知范围内的人口，成为支持“劳人党”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面对武汉集团的工业垄断资本相比，广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敌人，他们大多都是地主武装，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这棵大树上的传统羁縻州武装。
这样的敌人，显而易见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汉那边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壮大自身的角度来看，先易后难，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畏惧啃硬骨头，而是尽可能地在软骨头变成硬骨头之前，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劳人党”能够短短数年发展到这种地步，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区的诸多地方集团，即便想过要扼杀在摇篮里，却最终没有下定决心。
诸如“南海四大家族”这种，甚至为了短期利益，直接选择了放任“劳人党”的壮大，最后也间接推动了“劳人党”对整个湖南地方政权的夺取。
从己出发，甘正我毫无疑问不想犯敌人一样的错误，在“大唐人民革命军”被大量牵制之前，尽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现有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这两人是典型的工作狂，不管是“劳人党”还是“大唐人民革命军”内部，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数。
七月半，烟火气明显就多了，祭祖烧纸基本都会在这一天相对集中，不过因为杜如晦留下来的传统，倒也没有大办特办的。
湖南这边朴素，江东江西也没有奢华到哪里去。
跟湘北大乱之后的景象相比，湘南的相对稳定，反倒是要适宜一些。
永州的山区匪患还有，因为成分复杂，甘正我的剿匪策略，从来不是针对一方一地的，而是通过自己的硬关系，在广西、黔中、湖南、岭南四个地方同时沟通。
哪些土匪头子罪大恶极，哪些土匪还有挽救，这就要看传统官场和江湖上的能量。
一年多的时间，大部分土匪寨子，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
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拼的就是对地方的熟悉，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
“劳人党”在全国范围来看，影响力不算什么。
可是集中在湖南，那就不一样了。
土匪们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又或许粮草充沛可以支撑个一年半载的，但是三四个月的与世隔绝，就足够让土匪们绝望。
而每当“大唐人民革命军”在前方获得胜利，消息传到湘南，都会让土匪们的士气暴减。
无法维持队伍，不管是土匪还是军队，都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土匪窝散伙成风，逃跑成习惯，久而久之，此消彼长之下，整个湘南、湘西、黔东南，除了几股老牌土匪寨子，基本都被顶点拔除。
从战况上说，甘正我的第二军没有郭威的第一军轰轰烈烈，热度也不够，但从歼敌数和作战次数来讲，第二军是第一军的数倍。
几乎就是每天都有战斗，公审大会的烈度，比当初在湘东还要激烈。
说到底，论起阶级矛盾，湘西、湘南其实比湘东更加深。
其中不仅仅包括大地主、大资本家对佃户、雇工的压榨，还有土匪跟地方豪门对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吓。
恐怖治理也是一种治理，而且基本上成为地方士绅的法宝之一。
官僚们乐见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只要抓几个没根脚的土匪出来，该就地正法的时候，就要就地正法。
这一套玩好了，那么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当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无非是跟士绅们谈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每年的公粮征收额度，甚至还能通过地方治下百姓的艰苦生活，通过士绅向省级单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里要补助、贷款额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匪患严重的地方，民风固然是更“淳朴”，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是几近蠢笨的。
说到底，就是长期压榨之下，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恐怖氛围的环境社会，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用，又通过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进一步构建奴化的体系。
当初整个湘东，在公审大会上反应最激烈的，正是安仁县的佃户，其中的道理，跟匪患严重地区，其实是共通的。
无知的时候有多么奴性，受教育之后的怒火，就有多么炽烈。
甘正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快厌倦这种无聊的算计、战斗，可是每每看到无知的百姓在重新认识外界，知道外面世界变化之后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满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军”在外部热战胜利，并非只是给土匪们震慑，也不是只激励着湘西、湘南地区的政工干部、普通群众，还有他本人。
他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变化，一支队伍，一支革命队伍，由弱变强，以小变大，从少变多。
挫折虽有，却不影响信心。
尤其是，舒甲这样在战争上没有惊人才华的指挥官，也能够完成对敌人的打击，这就说明，这支队伍虽然依旧需要个人的超强能力，却已经具备了超过帝国旧时代军队的素质。
这是一支可以进步、进化的队伍。
于甘正我这样的人来说，他能够预见到自己所在队伍可能会遭受的挫折，甚至是重大失败，但是，他同样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这支队伍可以走出失败，最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
这是他在教育部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哪怕教育赋予了他重大的权力。
“军长，长沙来电。”
甘正我准备给一线部队通报湘北捷报的时候，收到了新的消息。
看过了电报，甘正我点点头：“王委员长希望我们加快湘南的交通网建设，秋收前后，将会在湘南建立一部分小工业基地。”
“军长，这是不是有点费时费力啊。长沙那么好的环境……”
“未雨绸缪啊。”
甘正我也是赞同王角判断的，在针对岳州的作战之前，帝国核心地区的政治动向，也是有大量的推演。
其中就包括了内阁的事实分裂，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分散，最后就是权力的重新凝聚。
核心人物就是钱镠，其余诸如武汉集团、太原集团、广州集团、幽州集团的地方力量，政治上的影响力都不会有钱镠来得那么恐怖。
最重要的一点，钱镠的一切行为都是相对系统的，不是想一出是一出。
跟岭南冯复的被逼无奈，河北张格的蓄谋已久完全不同，钱镠这是步步为营。
江淮行省的灾情摆烂，到钱镠以“海军大臣”的身份视察江都，已经具备了在外重组内阁的条件。
帝国直辖苏州的经济力量，已经明确地释放了支持钱镠的态度。
再加上整个江东，以及原税务系统的支持，在这个特殊时期，没有多少地方寡头会拒绝掌握更牢靠的力量。
甘正我甚至猜测，钱镠宣布解散政府然后重组，不会拖到明年。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诸多变化，诸多尔虞我诈，但不变的还是权力重组，其影响便是战争，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武汉集团必然扩军备战，必然想要保持维持过去一百多年的超然地位，而能够直接威胁到武汉集团，或者确切点说，威胁到武汉统治集团的势力，就是“一统湖南”的“劳人党”。
甘正我甚至相信，此时此刻的“劳人党”虽然对诸多统治精英造成了恐慌，可武汉方面，必然还是狂妄自信的。
其底气，也足以支撑这份狂妄自信。
盖因武汉的工业力量，是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的数十倍。
这种底蕴，靠人力想要拉平代差，就要时刻准备着以数万人的战死为代价。
在甘正我看来，王角是个比较冷血冷酷的年轻人，但同样的，他也有怜悯，所以想要减少牺牲。
牺牲不可怕，但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还是在努力的。
将长沙的工业力量分散，尽可能地隐藏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在偏僻落后的地区，并非是不知道增加了后勤物流的压力，并非不知道这是增加了生产成本，而是和冷冰冰的成本数字比起来，未来因此而导致的不必要牺牲，是可以减少的。
当本就弱小的工业力量无法得到补充，甚至可能在强大敌人的猛烈摧毁下彻底丧失重建可能，那么最终的牺牲，就会被无限放大。
到了那个时侯，就不是多损失一辆汽车、一节车皮、一台“进步一号”能够挽回的，需要数十倍于汽车、车皮、蒸汽机甚至是牛马的战士，才有可能重新找到胜利的出路。
王角的危机感，同样是甘正我对这支队伍信心十足的底气之一。
“先给战士们报喜，警卫师在湘北打了个漂亮仗，我们也要‘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子弹乱飞的战场上我们要有干劲，这山间的沟沟坎坎，也是我们的新战场，同样要有干劲！”
“可是……军长，警卫师都捞着仗打了，咱们总不能老跟土匪过不去吧？”
“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否则，甘正我不会在这里，甘仁会在河中，会在保加尔部。不要有嫉妒的情绪，兄弟部队的战斗，不是为了炫耀打胜仗的能力，只是想要给老百姓争分夺秒。”
甘正我笑了笑，“我们要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但不纯粹是为了自己，当然，更不会是为了这个大唐帝国。如果有时候迷茫了，就看一看胸章。”
点了点胸口，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大唐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甘正我并没有批评这个想要自己打胜仗的参谋，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从满怀私心，到公私参半，再到私心逐渐淡薄下来。
不是因为他变得更加高尚，仅仅是他的对手，他的敌人，还和原先一样卑劣。
仅此而已。
接下来只要湘北的胜利成果得到巩固，第二军根本不愁仗打。
除开岭南方向的军事压力，因为甘正我打击地方土匪的行动，使得黔中、广西相邻湖南的地区，土匪的数量猛增。
这也跟土匪的江湖习性有关，有些祖传无本买卖的寨子，往往在多省跨州跨县有门路，甚至是有分号。
和湖南官场一样，广西本地土豪同样需要黑手套，该做脏活儿的时候，没道理亲自下手。
甘正我几次去衡阳跟王角汇报工作，也确定了一个“劳人党”的统治区扩张计划，主要就是针对偏远山区、落后地区的。
不是“劳人党”不想去大城市、工业区发展力量，而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甚至直白一点，在“劳人党”现在掌握军工力量的层次来看，对人的需要，远远地高于技战术。
那么，这时候山区中的人，和工业区中的人，其实没有差别。
从湖南向外争取工业区无产者是困难的，但是向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争取无产者，却就没有那么困难。
那些有个几亩地的农村家庭，除了江东省这样的发达地区，其实不能称之为小有产者，因为那几亩地的产权，并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后地区的农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种子钱、耕牛钱、农具钱、代销钱以及各种摊派，实际上落后地区的小农，往往就是赤贫，在总的资产上，其实是负值。
这样的小农，完全不是小有产者，而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他们自然也是遭受着压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工农同盟，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建立的。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严酷地压迫、剥削，才会互相取暖，才会团结在同一个理想旗帜之下成为同志、同行者。
和普通战士考虑着建功立业不一样，甘正我跟王角分析过，只要湘南地区的路桥稍微能够走马赶车，那么，就有了在黔中、广西甚至是岭南落后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实力。
不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那种不稳定，而是牢牢地掌控着最基层的统治权，使得通知范围内的人口，成为支持“劳人党”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面对武汉集团的工业垄断资本相比，广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敌人，他们大多都是地主武装，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这棵大树上的传统羁縻州武装。
这样的敌人，显而易见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汉那边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壮大自身的角度来看，先易后难，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畏惧啃硬骨头，而是尽可能地在软骨头变成硬骨头之前，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劳人党”能够短短数年发展到这种地步，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区的诸多地方集团，即便想过要扼杀在摇篮里，却最终没有下定决心。
诸如“南海四大家族”这种，甚至为了短期利益，直接选择了放任“劳人党”的壮大，最后也间接推动了“劳人党”对整个湖南地方政权的夺取。
从己出发，甘正我毫无疑问不想犯敌人一样的错误，在“大唐人民革命军”被大量牵制之前，尽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现有的来之不易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