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歪打正着，此时正焦头烂额的冯复，那是一天一天的都没有好消息，到九月十九日，已经全面知晓“劳人党”的攻势是三线齐出。
东线、中线、西线三路大军，分别从赣东南绵延到湘西南，战场纵向宽度超过一千五百里，岭南省内部根本没有人有应对这种战场宽度的经验。
哪怕是十七师这样的王牌师，在过去的传承和战史中，也多是以战役中坚出现，不是大兵团，也不是军团。
自西军、北军之后，帝国因为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通常都用不上大纵深、大兵团，连长途奔袭都没有。
“劳人党”也没有经验，但“劳人党”有郭威。
别人不敢做的，郭威敢做，而郭威有王角，王角给予他无条件信任以及支持，在框架中肆意试错。
可以说，王角提供的舞台，哪怕是一个草莽山大王，这么多年的历练下来，不敢说跟韩信比点兵，但指挥大部队也会从白痴进化到熟练工。
从战斗中学习战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这个底气，就在于“劳人党”的基石是尤为朴素的最底层人民，不管是失地农民还是失业工人，亦或是挣扎在生存线、温饱线上的小市民，他们也是愿意搏一搏的。
郭威的背后有王角，王角的背后则是这无数个普通人。
所以突然冒出来一个大兵团作战，经验是没有，但却可以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打法来。
战场被细分再细分，总指挥之下，再分三个战场指挥，三个战场指挥下面，再由各个军、加强师为战役作战部队，而一场战役的发起, 又被分割成了不同战斗环境。
如全歼十七师这场战斗, 只不过是整个“韶州战役”中的一个部分, 和“奇袭曲江”一样，都是战役计划中的一个目标环节。
而细分到这里，战士们就极为熟悉, 也更加的灵活。
同时“劳人党”的地方同志，也不必去考虑范围太大的业务, 只要专注于本身辖区内的劳力运输队组建, 民兵动员和训练, 思想加强和统一管理。
说白了，王角长期以来深挖的潜力, 一直都是整个党的组织力度，由这个组织力度去带动更多的人民群众创造奇迹。
一个人，尤其是像王角这种有自知之明的普通人, 深刻地了解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 就在几年之前, 王角尚且只是一个想着混吃等死、混入帝国高层体制、抱大腿升官发财、娶美娇娘小富即安的底层瘪三。
这样的一个人, 不过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日子过得相对不错的一个。
发展到这一步, 他的个人选择固然很重要，然而贞观纪元发展到如此黑暗扭曲的地步，也是逼迫着王角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受过穿越前教育的王角深刻明白, 以他个人的能力，完全无法在这个扭曲的社会中, 保证自己个人、家庭以及子孙后代一直相对平和、优渥地生活下去。
扭曲社会的规则即强权，他不是强权, 那必然是附庸。
这是二元的，没有中间选择。
正如他不厌其烦, 一遍又一遍讲什么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也正是因为这是二元的，而且是尖锐矛盾的，一样没有中间路线。
贞观纪元的全球社会，能够做“墙头草”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王角要选择这条路, 既为公德，也为私心。
追随王角的人，经过几年的淘汰之后，那种能踩着泥巴个泥腿子们一起插秧的小知识分子, 同样能够跟战士们一样磨练出惊人的抗性，他们坚韧的精神，已经远远地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抛开。
于是在贯彻从中央到一线战场思想的时候，他们也能发挥出远超岭南省一干文人政客的能量。
广州人不能动员的地方，他们能动员；广州人不敢去的山寨、洞府，他们依然敢去；广州人不屑一顾的半人身权、无人身权的雇农，他们视之为珍宝……
这种区别，使得双方在宣传、动员乃至说不太切实际的“画大饼”上，都不在一个水平。
也为郭威这个南征总指挥，创造了极为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群众基础，人们在认知上，普遍地都会明白，南征不是不义之战，是一场正义的，为人民而战的战争。
前线的胜利，是普通人民中每一个的生命。
而前线的官兵，没有你是“湖南帮”我是“江西派”，战士就是战士，战士的身旁只有战友。
这些官兵中的绝大多数，可以是农家子，可以是小市民之子，甚至可以是奴隶之子，但到最后，既然都是儿子，那便是人民之子。
至公为他人，亦为自己，因为支持别人儿子的时候，别人也在支持你的儿子。
这样的道理，便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构，变成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使得人民群众传唱起来毫无压力和难度，要比白居易的诗还要通俗易懂。
广州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帝国寡头冯复是理解不了的，他跟王角只在生物学上同属人类，而在社会分化上，两人根本不是一种物种。
也是因为如此，拖到十九号，因为第五十一军重建十七师的缘故，歪打正着才知道岭南省被全面“入侵”，这不是笑话，而是南都广州集团的一种必然罢了。
若非郭威的大部队在战场自持力上还差了许多，否则，只怕郭威已经扛着火车打到广州站，冯复才会惊愕怎么就兵临城下。
冯复拼了命开启“自救”模式的同时，也在疯狂地发求援，不仅仅是江东势力，还有武汉地方集团以及成都、长安等地。
这些地方寡头收到冯复求援信的同时，也有冯复的威胁。
冯复的威胁和求援，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见死不救，那么冯复就撤往安南省，把岭南直接扔个王角，把“劳人党”养成一头猛虎。
而他的威胁和求援，的的确确成了武汉国民议会和杭州临时总理机构要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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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休息嗷，老衲来一更~~
东线、中线、西线三路大军，分别从赣东南绵延到湘西南，战场纵向宽度超过一千五百里，岭南省内部根本没有人有应对这种战场宽度的经验。
哪怕是十七师这样的王牌师，在过去的传承和战史中，也多是以战役中坚出现，不是大兵团，也不是军团。
自西军、北军之后，帝国因为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通常都用不上大纵深、大兵团，连长途奔袭都没有。
“劳人党”也没有经验，但“劳人党”有郭威。
别人不敢做的，郭威敢做，而郭威有王角，王角给予他无条件信任以及支持，在框架中肆意试错。
可以说，王角提供的舞台，哪怕是一个草莽山大王，这么多年的历练下来，不敢说跟韩信比点兵，但指挥大部队也会从白痴进化到熟练工。
从战斗中学习战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这个底气，就在于“劳人党”的基石是尤为朴素的最底层人民，不管是失地农民还是失业工人，亦或是挣扎在生存线、温饱线上的小市民，他们也是愿意搏一搏的。
郭威的背后有王角，王角的背后则是这无数个普通人。
所以突然冒出来一个大兵团作战，经验是没有，但却可以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打法来。
战场被细分再细分，总指挥之下，再分三个战场指挥，三个战场指挥下面，再由各个军、加强师为战役作战部队，而一场战役的发起, 又被分割成了不同战斗环境。
如全歼十七师这场战斗, 只不过是整个“韶州战役”中的一个部分, 和“奇袭曲江”一样，都是战役计划中的一个目标环节。
而细分到这里，战士们就极为熟悉, 也更加的灵活。
同时“劳人党”的地方同志，也不必去考虑范围太大的业务, 只要专注于本身辖区内的劳力运输队组建, 民兵动员和训练, 思想加强和统一管理。
说白了，王角长期以来深挖的潜力, 一直都是整个党的组织力度，由这个组织力度去带动更多的人民群众创造奇迹。
一个人，尤其是像王角这种有自知之明的普通人, 深刻地了解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 就在几年之前, 王角尚且只是一个想着混吃等死、混入帝国高层体制、抱大腿升官发财、娶美娇娘小富即安的底层瘪三。
这样的一个人, 不过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日子过得相对不错的一个。
发展到这一步, 他的个人选择固然很重要，然而贞观纪元发展到如此黑暗扭曲的地步，也是逼迫着王角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受过穿越前教育的王角深刻明白, 以他个人的能力，完全无法在这个扭曲的社会中, 保证自己个人、家庭以及子孙后代一直相对平和、优渥地生活下去。
扭曲社会的规则即强权，他不是强权, 那必然是附庸。
这是二元的，没有中间选择。
正如他不厌其烦, 一遍又一遍讲什么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也正是因为这是二元的，而且是尖锐矛盾的，一样没有中间路线。
贞观纪元的全球社会，能够做“墙头草”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王角要选择这条路, 既为公德，也为私心。
追随王角的人，经过几年的淘汰之后，那种能踩着泥巴个泥腿子们一起插秧的小知识分子, 同样能够跟战士们一样磨练出惊人的抗性，他们坚韧的精神，已经远远地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抛开。
于是在贯彻从中央到一线战场思想的时候，他们也能发挥出远超岭南省一干文人政客的能量。
广州人不能动员的地方，他们能动员；广州人不敢去的山寨、洞府，他们依然敢去；广州人不屑一顾的半人身权、无人身权的雇农，他们视之为珍宝……
这种区别，使得双方在宣传、动员乃至说不太切实际的“画大饼”上，都不在一个水平。
也为郭威这个南征总指挥，创造了极为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群众基础，人们在认知上，普遍地都会明白，南征不是不义之战，是一场正义的，为人民而战的战争。
前线的胜利，是普通人民中每一个的生命。
而前线的官兵，没有你是“湖南帮”我是“江西派”，战士就是战士，战士的身旁只有战友。
这些官兵中的绝大多数，可以是农家子，可以是小市民之子，甚至可以是奴隶之子，但到最后，既然都是儿子，那便是人民之子。
至公为他人，亦为自己，因为支持别人儿子的时候，别人也在支持你的儿子。
这样的道理，便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构，变成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使得人民群众传唱起来毫无压力和难度，要比白居易的诗还要通俗易懂。
广州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帝国寡头冯复是理解不了的，他跟王角只在生物学上同属人类，而在社会分化上，两人根本不是一种物种。
也是因为如此，拖到十九号，因为第五十一军重建十七师的缘故，歪打正着才知道岭南省被全面“入侵”，这不是笑话，而是南都广州集团的一种必然罢了。
若非郭威的大部队在战场自持力上还差了许多，否则，只怕郭威已经扛着火车打到广州站，冯复才会惊愕怎么就兵临城下。
冯复拼了命开启“自救”模式的同时，也在疯狂地发求援，不仅仅是江东势力，还有武汉地方集团以及成都、长安等地。
这些地方寡头收到冯复求援信的同时，也有冯复的威胁。
冯复的威胁和求援，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见死不救，那么冯复就撤往安南省，把岭南直接扔个王角，把“劳人党”养成一头猛虎。
而他的威胁和求援，的的确确成了武汉国民议会和杭州临时总理机构要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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