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两人睡到中午才起床,吃了午餐,租了一辆SUV,开去了列治文。
    她把车停在以前的住处附近,带他去看她家,一栋两层楼的独栋别墅,屋前有一个大草坪,和大多数房屋一样,她以前的家也是纯木质结构。
    “这里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她感叹道,街道、房屋,连路灯都没有任何改动。
    陈景恩接话说:“可以预见,下一个十年还是这样。”
    “说起这个,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十叁岁时,我家搬到了美国,住在D.C附近的城镇,那里的主干道有一个大坑,搬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待了两年,离开的时候那个大坑还在,没人管的。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我想,再过十年,那个坑会不会还在?”她边说边笑。
    陈景恩跟着笑起来:“纽约市也是这样,差不多的情况。”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海山,最多叁个月,市长就得下台了。”
    “去看看你以前的家吧。”他说着,拖过她的手,拉着她朝前走去。
    她有些慌张,另一只手覆在他手背,阻止他上前:“别去,在这里看看就好了。”
    他停了下来,疑惑地问:“你不想和老邻居打招呼吗?”
    “我已经离开这里十几年了,还是别去了,我怕他们不记得我,或者我再也不记得他们了,万一知道邻居中有人离世,我会更受不了的。就这样吧,让他们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那么鲜活,永远不会褪色。”
    当年,邻居家有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她很喜欢那只狗狗,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半个玩伴,她离开加拿大时它已经四岁了,不敢相信,如果知道那只狗狗不在了,她会不会崩溃。
    不去问,不去想,它就永远停留在四岁那年,毛发油亮、精力旺盛、到处顽皮的年纪,它在她记忆深处,很安全,很安全。
    那些难忘的瞬间,就让它们永远尘封吧,沉在心灵的港湾里,偶尔想起,还会泛起浪花,会觉得美丽依旧。
    别去打破这分平静,那是属于她的美好世界。
    他似乎理解了她的想法,淡淡地应了一声:“好。”
    接着,他们开车去了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又名史提夫斯顿渔村,几十年前是温哥华渔产品加工的重镇,现在成一个着名的旅游景点。
    走过一块写着“Fisherman's  Wharf”的牌匾,踏上一条木头拼接的路,他们来到了搭在海边、悬空于水面的渔人码头。
    码头上,到处是写生的人群,或坐或站,用绚烂的油画描绘着靓丽的海景。
    波涛起伏、海鸥啾鸣,小商贩的贩卖声夹杂在淡淡的海水味中飘来,别有一番意境。
    最多的是渔船上的商贩了,售卖各种五花八门、令人垂涎的海鲜。
    他们买了四分之一条叁文鱼,嘱咐鱼贩把它切成块状。付了钱,接过鱼,杜蓓琪拿起一块就往嘴里放,还塞了一块给陈景恩。
    吃完鱼,他们选了一家小馆,坐在里面喝咖啡。
    喝完咖啡,两人靠在码头的栏杆上,欣赏着这里的日落。
    零度左右的气温,寒意料峭,陈景恩还是那样,一件体恤加外套,杜蓓琪穿了两件毛衣和一件大衣才勉强暖和。
    她搓着手,跺着脚,呼出一团又一团的白气,快冻成冰棍了,看到一旁的陈景恩,像朵夏日里的向日葵,活力四射,没有丝毫受冻的迹象。
    人和人的差距可真大呀,杜蓓琪再一次感叹。
    残阳的余晖散开,染红了流云,像是枫叶的色彩,橙红交错,模糊了海天的界线。
    最后一缕霞光消失在地平面,周遭黯淡了下来,只剩路灯微弱的光亮,一跳一跳地闪动着。
    “回去了?”陈景恩走过来,揽住了她的肩,在她唇边轻轻印上一吻。
    他的眼映着灯光,显得有些特别,似有宇宙的微波在一圈一圈播散,圈住了她这颗小小的星辰,把她禁锢在了属于他的一方天地中。
    “嗯。”她搂过他的颈,和他相视而笑。
    她的长发缠上他的颈脖,和他的发绞绕在一起,在风中舞动,不分彼此,像两只互相勾绕的手,紧紧交握在一起。
    好喜欢,温哥华;
    好喜欢,列治文;
    好喜欢,渔人码头;
    好喜欢,这一刻的温情;
    也喜欢,那个人,为他心动不已。
    不敢告诉他,她那些涩涩的、不为人知的心事,捂在心里、藏在脑中,只有、只有她自己知道。
    开车回酒店途中,她问他:“你想去煤气镇吗?”
    煤气镇算是温哥华最着名的景点之一了,几乎是游人必打卡的地方,中心是一条石子铺成的长街,沿街有酒吧、美食、古董店、艺术长廊等众多店铺,很具十九世纪风情。
    他没太多想法,直言道:“我是第一次来列治文,但以前去过煤气镇,你呢,想去吗?”
    “小时候经常去煤气镇玩,我记得市中心有一口会喷气的钟,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特别兴奋,尖叫了好久。”
    他对她说的小时候的事倒有些兴趣:“你小时候还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说来听听。”
    “说起来,还真有不少。我记得呀,小时候家附近的菜市场,里面卖菜的大部分是华人。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和一个老奶奶讲英文,讲了好久她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后她说了一句广东话,我也接了一句,老奶奶抱怨说我明明会讲广东话,装什么鬼妹。”
    “有一次,邻居带着我和我哥,去一个很大的湖里抓蟹,就在温哥华。抓了好多,我拿了一把尺子量长度,把小于一定尺寸的蟹放回湖里,当时觉得好有意思啊,但是现在,我连那个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杜蓓琪和陈景恩愉快地聊着天,很快返回了酒店,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一早出发去贾斯珀国家公园。
    第二天,两人起了个大早。
    本来说好一人开一段,但除了中途停车吃饭之外,陈景恩也没说需要休息,一个人开完了八小时的路程。
    昨晚在列治文住宿时,陈景恩就定好了贾斯珀的酒店,他们很快开进了公园,往酒店驶去。
    进公园前一小时,就已经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雪山了,仿佛在一瞬间从地平线上钻了出来,一座接一座,巍峨雄壮,皑皑而立,宛如一把把冰封之剑,插入了天际。
    空中飘着鹅毛大雪,覆盖着积雪的针叶植物汇成了一片玉树琼枝,洁白无暇,美得像圣殿一般。
    他们的车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缓缓爬过银白的世界,留下了浅浅的车痕,印记很快淹没在了大雪中。
    一进入国家公园,杜蓓琪就激动起来,双手乱舞着,大喊“太美了”。
    他疑惑地问:“你在列治文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爸常年经商,太忙了,很少带我们出去玩;妈妈的英文不好,不爱和老外打交道,也不喜欢旅游;那时候我和哥哥年纪太小,关系到家长监护的问题,不能单独出门。所以呀,即使住了那么多年,我从没来过贾斯珀。”
    他笑着说:“现在来也是一样,至少,给了我一个陪美女的机会。”
    杜蓓琪的手撑在下颌,乐呵呵地看着他说:“你说你这张嘴怎么这么甜呢?这么会安慰人?”
    陈景恩单手握在方向盘上,转头和她对视:“我的嘴你不是早吃过了么?应该知道甜不甜吧。”
    “你”见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她计无所出,被他撩拨得血脉贲张,有点担心自己会不会得脑溢血。更离谱的是,她竟然真地回味起了他嘴里的味道,似乎是甜的,有股甘泉的气息。
    在想什么呀?她觉得自己越来越离谱了,马上转移了话题:“对了,你有没有收到提醒报税的邮件?”
    他答道:“我的工作邮件是秘书过滤后给我的,我从没见过报税的邮件,应该是他们帮我处理了。”
    “你可真幸福。我每次都是自己报税,刚刚我收到了去年的报税通知,四月份截止。”她唠唠叨叨,开始说起了烦心事:“每年到了一月份,美国催我报税;到了七月份,澳洲催我报税,搞得我头好痛。”
    “这就是双国籍不好的地方。不过,换个角度想,你同时享受两个国家的福利,退休时有两个国家给你发退休金,不好吗?”
    “话是不错,我就是觉得报税特别麻烦。”每次要填一大堆电子表格,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迷迷糊糊就交上去了。
    见她愁眉苦脸的模样,他想让她轻松一些,提议道:“如果你需要人帮忙报税的话,我可以介绍我的会计给你。”
    “不用了,你请的那些人多贵呀,我肯定是请不起的。我不明白,我就是一个穷学生,报什么税啊,像你们这些大资本家,才需要好好查一查,多半在背地里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轻言提醒:“蓓,小心说话,我保留控告你的权利。”
    杜蓓琪理直气壮地回应:“怎么了,我没说错吧?有钱人难道不会偷税漏税?”
    “杜鹏飞会吗?”简短的几个字,反将了她一军。
    “啊?”她愣住,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终于知道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他轻笑,指头在方向盘上敲打:“IRS(美国国税局)每年都查我,如果真干了什么违法的事,IRS早发现了不是吗?”
    美国的IRS,澳洲的ATO(澳洲国税局),每次看到他们发的电子邮件,杜蓓琪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ATO还好,比较人性化,很讲道理。她的一位澳洲朋友曾经因为对税款有疑问,打电话给他们,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竟然省了几千澳币的税。
    而IRS呢,一句话形容:阎王要你叁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
    和IRS打交道以后,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最好不要被IRS盯上,更不要被他们怀疑,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美国,税收和人命一样重要,在某些时候,甚至比人命更重要。
    在海山时,经常听朋友抱怨税收太高,她总劝他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去西方国家试试,就知道什么叫“苛政猛于虎”了。年轻、单身、高收入的人群,要缴纳近乎一半的年薪当做税收,用吃人不吐骨头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指头绞着发尾,绕成了一个圈,勒紧又松开,她点头:“好像是这么回事哦。”
    “我手下的投行,请了整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来工作,他们主要负责梳理账目,如果非要取一个名字的话,应该说是‘合理避税’,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她心有不甘地问:“那你呢?私人来说,你是不是每年一分钱的税都不用缴?”虽然他不会收到报税邮件,但会计帮他报完税,一定会通知他最后结果,他肯定知道上了多少税。
    他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你觉得呢?”
    “我感觉,你上的税应该比我还少。”这不是她胡说,从朋友口中,还有新闻中听过,越有钱的人上的税越少,他们背后有整个会计师团队运作,帮助设计如何“合理避税”。
    她虽然是个学生,也需要申报海外收入,光凭学生那点奖学金,够不上交税的低限。但她在美国有股票收入,偶尔炒一下外汇,在海山时,还去当一下会议翻译什么的,杂七杂八加起来,每年的收入不算少,要缴不少税。
    陈景恩抿着嘴,但笑不语。
    她单手叉腰,忿忿不平地说:“这个世界真不公平,你们每年赚那么多钱,却一分钱不用缴,像我这样穷得响叮当的学生,每年还要上那么多的税,真是黑白颠倒了。”
    他迅速反驳道:“你不想想,我给美国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解决了多少人的生计,你呢?为国家做了什么?”
    “我、我”咦,他说得不错哦,她卡壳了,忽然意识到,他的嘴不光甜,还厉害得不得了。
    “如果你不想被剥削,现在就努力,变得杰出,变得强大,变成制定规则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把你不喜欢的东西踩在脚下。你要记住,这个世界讲关系、讲实力,但从来不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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