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回孙中山北京辞世蒋介石东征争先(上)
    话说直奉大战后,张作霖一下子变得威风凛凛,率领十五万大军入驻京津,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掌门人。张作霖身材瘦小,生性机警。他幼年家贫,曾为地主老财家放猪。青年时混迹绿林,染就浑身匪气,亦具豪侠风骨。后加入北洋军旅,却又独树一帜。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左右开弓,进则入关问鼎,退则东北称王。由一个“放猪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乱世枭雄,张作霖不愧是一个亦官亦盗、亦匪亦侠的风云人物。
    张作霖将帅府设在天津,带领一支卫队入京,与冯玉祥、段祺瑞会晤,设宴欢庆胜利。三人虽然握手言欢,但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谚云:一山不容二虎。张作霖兵强马壮,携战场大胜之余威,一心想独霸北京,称雄天下。冯玉祥自认为政变有功,但却兵力单薄,难与张作霖抗衡。段祺瑞察颜观色,首尾两端,心存坐山观虎斗之念。席间,冯玉祥提议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暗中含有对抗张作霖之意。张作霖心知肚明,但因初来乍到,不好表示反对;何况早先曾与孙中山有共同起兵,讨伐曹锟之约。段祺瑞随声附和,表示赞同。于是,冯玉祥当即致电孙中山,称:“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奉军,勘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期盼。”
    数日后,段祺瑞毕竟老谋深算,略施小计,便挑起了两虎相争。他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封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同时又下令撤销国民军。冯玉祥早在政变之初就被部下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并一手扶持段祺瑞上台。段祺瑞此刻恩将仇报,撤销了冯玉祥的职务,显示出露骨的敌意。从而引起了冯玉祥及其下属的强烈不满。相反,段祺瑞封张作霖为大元帅,则是主动巴结,卖身投靠之意;遂使张作霖更加飞扬跋扈、目空一切。
    不久,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将领鹿钟麟因不满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段、张。于是暗中释放了曹锟,让其尽快与吴佩孚联系,起兵攻打北京。随后,鹿钟麟又密谋发动兵变,企图驱逐段祺瑞出北京。不料,其事不密,段祺瑞预先得到风声,躲进了张作霖的元帅府。鹿钟麟的计划落空,而其意图却全部暴露无遗。
    段祺瑞躲在天津,积极应对。在其密电唆使下,安徽、山东、福建、浙江的皖系军阀将领纷纷通电,扬言出兵讨伐冯玉祥。张作霖更是恼羞成怒,扬言要用武力解决鹿钟麟部。矛盾严重激化,双方剑拔弩张。段祺瑞缓过神来,立即以执政府的名义,命令冯玉祥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玉祥反复思忖,自知兵微将寡,难以抵敌,不得不率部撤出北京。接着,段祺瑞重返北京执政,但其实权却操在张作霖的手中。
    再说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的邀请电,立即发布《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揭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让人民掌握军队,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在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浪潮。上海、广州、南京、北京、天津和浙江、湖南、山东、安徽等地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并争相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一时间,“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实现和平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扶病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启程北上,途径湘江、上海,又绕道日本;一边积极治病,一边四处演说;反复强调:“军阀混战,致使生灵涂炭。”“各军阀皆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故欲打倒军阀,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铲除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召集国民会议,组建民选政府,实为此行之要旨。”
    一月后,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在天津,孙中山与张作霖进行了数次会谈,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但在军队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自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不休,民众灾难深重。其根源在于武人专政,践踏民主。欲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军队必须交给国家,由政府统一指挥。”张作霖认为:“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强者为尊,弱者为贱。民国的几届政府,全是由军人拥立的。军队是老子,政府是儿子。岂能让儿子管老子?”孙中山解释道:“我们所说的政府,是经过国民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府。”张作霖笑道:“别提议会选举。曹三傻子还不就是议会选举的,那些议员爱钱不要脸,连妓女都不如,简直是一群猪仔。”孙中山再次争辩道:“那是过去。我们现在要召集的国民会议,一定会公正选举。”张作霖大笑道:“先生太书生气了。你不爱钱,我信。可你能保证手下的人都不爱钱吗?依我看,这世界上就没有不爱钱的人。”二人分歧太大,终于不欢而散。次日,孙中山又强拖病体赶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正当孙中山辗转北上,一路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时,段祺瑞执政府却发表了“外崇国信,尊重旧约”的卖国声明。同时,公布了一份《善后会议条例》,企图以所谓的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孙中山抵京后立即发表通电,反对段祺瑞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并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随即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号召全国人民赶快起来抵制,立即召开国民会议。
    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于2月1日开场。为了抵制和反对段氏之逆行,在国共两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二百余名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于3月1日在京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重申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的主张。
    当是时,旧的军阀政权刚刚被打倒,新的军阀政权尚未正式建立。北京城里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一个是段祺瑞控制的善后会议,一个是孙中山指挥的国民会议。谁胜谁负,悬于一线。国民会议如能乘势而上,大有彻底结束军阀统治,实行民主建国之势。然而,如此大好局面,却因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高举振兴中华大旗,常怀救国救民之念,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不屈不挠,早已积劳成疾。此次抱病进京,指导召开国民会议,接见各地代表,昼夜操劳,致使病情加重,高烧昏迷,被送进协和医院治疗。经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医生会诊,诊断为肝癌晚期,医治无望。孙中山本是医生出身,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得知诊断结果后,他向身边守护人员提出,放弃治疗,出院休养。
    孙中山出院后,迁至顾维钧之私寓静养。他自知时日不多,依然十分镇定,不顾病痛折磨,加紧安排后事。他躺在病榻上,艰难口授,由汪精卫代笔,写下国事遗嘱、致俄国政府书和家事遗嘱。复由夫人宋庆龄扶住手腕,在遗嘱上亲笔签字。其《总理遗言》略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
    1925年3月12日,虽然已是早春,北方气候犹寒;突然天降大雪,漫山遍野皆白。是日,顾维钧寓所雪压翠竹,风折古松;春梅泣血,丹鹤哀鸣。屋内,孙中山脸色蜡黄,瘦骨嶙峋;静卧病榻,生命垂危。他微睁双目,环顾四周,用微弱的声音,向守候在身旁的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要员汪精卫等人殷殷嘱托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言讫,合上双目,与世长辞。斯时,窗外雪花飞洒,万水千山皆垂泪;北风呼号,天昏地暗齐伤悲。
    次日,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分别发表《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清除前进道路上之一切障碍,完成先生的未竟大业。
    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哀思。各地报刊、杂志纷纷撰文缅怀,称赞先生的丰功伟绩。各大城市、各种政治团体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千山肃立万水悲,兆民忍痛心欲碎。
    第三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把总理灵柩移到北京公园,举行盛大公祭。为期十天的公祭仪式,一队一队的政党团体代表、各界民众、外国友人,个个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缓步来到灵前致哀、祭奠。吊唁民众,络绎不绝;旬日之内,达七十余万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林伯渠,以及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孙科等,轮流为孙中山先生守灵。公园内外,片片纸钱满天飞,对对银烛热泪流;苍松古柏皆戴孝,各界代表齐举哀。整个北京城内,旗帜半降,哀乐低回;人人佩戴黑纱,家家设立祭坛;挽联、挽幛挂满大街小巷,花圈、香烛摆满道路两旁。诗曰:
    伟躯静卧花丛中,神州落日泣哀鸿。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可以永存。伟人辞世,留下的是振兴中华之千秋大业。哀思之余,当继承先生之遗志,一息尚存须努力,万代奋发强中华。倘能如此,则先生之英名,必将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同辉。后人有诗志孙中山先生曰:
    为改神州旧山河,投身革命磨难多。愈挫愈勇四十年,矢志不渝救中国。伟业未竟身先死,四万万人仰楷模。奋斗精神昭万代,激励后人再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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