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很快。1984年至1985年，根据上级领导的安排，我们这些同事特别忙碌，及时投入到宝钢基本建设和技术练兵等活动之中。
钢管厂的建设由于比炼钢厂、初轧厂等单位相对晚一点，为了赶进度、抢时间，我们作为生产工人，也共同参与了冶金建设工程后期的排电缆等一些收尾活动。十几个人站成一排，拖着长长的电缆，一步步地往前缓缓挪移。钻地沟，趟积水，弄得人人满面尘灰，鞋子和裤子皆被湿透。
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地沟，暗暗的看不太分明。带队的老师傅手中的电筒，散发出一圈淡淡的黄色的光，引领着一队人缓缓前进。遇到凹坑和积水处，就及时提醒一下：“这里有水！”“转弯处有个坑！”然后用手电筒照着，提示后面的工人别走错了路。有一回前面的人在叫：“这里看不见啦。”于是拿手电筒的老师傅招呼后面的人小心一点，自己急急忙忙地往前赶。还没走几步，只听得后面的人“啊呀”一声，回头用电筒一照，只见一位瘦瘦的工友小宋，两只手撑在地上，而两只脚从膝盖处全陷在浑浊的水里，显得非常地狼狈。匆忙中他从水里爬起来，走出地沟，走往外面明亮的地方。只见他走一步留下一个湿湿的脚印，裤子上的水正不住的往下缓缓流淌。
当时，冶建工人的工作辛苦，奖金也很高，有一百多元。我们的月奖金是六元。拉一天电缆，另加六毛钱的补贴。干一样的工作，奖金不到他们的十分之一，一些同事想想有些心理不平衡，常常想找机会发泄一下。于是个别工友一边使劲拉电缆，一边以劳动号子的节奏大声高喊：“嗨嗬，香烟！嗨嗬，老酒！”意思是我们出力干活，让你们拿高额奖金吃了香烟老酒。冶建单位的老工人看了，张开了嘴在一旁直乐。而从上钢一厂调到宝钢钢管厂的老师傅，则模仿着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镜头，学着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的口吻，瓮声瓮气地安慰大家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电缆刚铺设好，外国专家还在紧张地进行设备调试，我们就急冲冲地进入操作室，开始熟悉生产现场的情况，进行实地训练和技术练兵。操纵台的按钮下标明的全是德文，我们这些年轻的宝钢职工，按次序有条不紊地模拟操作。厂长和车间主任等领导，也常常穿着工作服戴着手套来到生产现场，看着大家进行战前训练，他们就问问设备的情况，及时鼓励一下。高兴时，拍拍我们的肩膀热情地称赞一句：“小伙子们，挺精神的，干得不错！”
宝钢钢管厂的设备是从德国进口的。因此，在这里进行设备调试的外国专家，全是清一色的德国人，高高的个子，白净而略显毛糙的皮肤，脸上有明显的毛孔；头上是棕黄而卷曲的头发，两只蓝蓝的大眼睛，望之如同一汪幽深的海水。
这些外国专家，有些是老作业长和老工人，生产实践经验丰富。有一位作业长原来自己办过钢铁厂，可惜后来倒闭了，只得到别人的企业里做工。我曾经冒昧地问他，开钢铁厂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他答道：“要有雄厚的实力，最好有自己的矿山，不然的话，一有风吹草动工厂就得倒闭。”也有的德国专家很年轻，才二十岁，比我们还年轻，不大懂行，调试时还常常向我们的同志询问。
我们的职工抽烟时，你一支我一支的相互敬烟，搞得面前烟雾缭绕；德国专家则不然，上班时各自掏一包香烟往面前的桌上一放，烟瘾来时自己摸一根，从上班抽到下班，彼此间互不往来。
因为对他们的做法不太理解，我们的同伴在一旁悄悄议论“外国人模子介大，一个顶阿拉两个；工钱介大，一天抵阿拉一个月；派头介小，香烟也不舍得发一圈。”于是当一位德国朋友点烟时，有的同事就在一旁比划着说：“揉一圈，揉一圈”德国人怎么也听不懂，忙开了门去叫翻译；翻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情，急匆匆地跑进操纵室，问清情况后，笑着向他解释，他终于听懂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入乡随俗，第二天德国朋友带了两包外烟交给班长，并比划着说了一句洋径浜的上海话：“揉一圈，揉一圈。”听到外国人怪声怪调地学说上海话，看着德国朋友送的充满友情的外烟，大伙高兴地笑成一团。
德国专家很和善，德国专家也很严格。有一天早上，一位老外刚上班就怒气满面地向我们哇哇地发火，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翻译闻声赶来才弄明白，原来是离开操纵室一百多米远处的楼梯底下，有一滩积水。他固执的认为，地上有水，弄不好会让人摔伤的，要求我们马上擦干净。尽管这不是我们的份内事，照理应该是由清洁工做的，我们也没有二话，赶紧跑去将水弄干净。我当时曾想，这一点点水，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事后觉得，这虽然是件小事情，却表现出德国专家爱厂如家的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也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建设宝钢，要严格要求，有时甚至要带点苛求”的说法的具体体现。
在宝钢领导的严格要求下，在专家和老师傅精心指点下，我们这些工友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钢管厂投产后，有一次，再加热炉里面的步进梁发生故障，需要停产抢修三天。为了加快抢修速度，配合检修工人快一点排除故障，在再加热炉熄火后不久，在近十台鼓风机的强制冷却下，我的同事们戴着隔热面具身穿防护服装，争着冲进八、九十度高温的炉膛里，奋力地进行抢修。炉温实在太高，烤得人有点受不了，伙伴们进炉膛干五分钟就出去休息片刻，喘一口气，又返身冲进去继续干。在大伙轮番的冲击下，最后，只用了两天时间便修好了设备，多赢得了一天的生产时间。尽管不少同志为此手被烫着了，皮肤也被烤痛了，但工友们觉得也值得：因为我们将可以多生产近千根钢管。
又过了几年，在1989年“六四”风波期间，大街上人潮汹涌，道路阻绝，交通瘫痪。我的这些可敬的工友千方百计地从四面八方往厂里赶。小李子弄了一辆自行车，从卢湾区的家中出发，化了三个多小时急匆匆赶到宝钢钢管厂，一进热轧车间连轧机操纵室，二话没说就在岗位上忙碌起来。因为交通阻绝，当时下一班接班的人手严重不足，上一个班的同事就顾不上回家，毫不犹豫的接连干下去。累了，在操纵室的墙边稍稍躺一会儿，恢复一点体力然后继续干。工厂和车间的领导，及时把饮料及饭菜送到工作现场，热情地慰问我们的这些平凡的职工。伙伴们连日拼搏，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地工作，一口气足足坚持了三天，直到市里的交通全面恢复正常。
我的工友们以自己连续作战的模范行动，确保了钢管厂的正常运行，确保了宝钢的正常生产。在此期间，这些平凡的工友表现得非常出色。
钢管厂的建设由于比炼钢厂、初轧厂等单位相对晚一点，为了赶进度、抢时间，我们作为生产工人，也共同参与了冶金建设工程后期的排电缆等一些收尾活动。十几个人站成一排，拖着长长的电缆，一步步地往前缓缓挪移。钻地沟，趟积水，弄得人人满面尘灰，鞋子和裤子皆被湿透。
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地沟，暗暗的看不太分明。带队的老师傅手中的电筒，散发出一圈淡淡的黄色的光，引领着一队人缓缓前进。遇到凹坑和积水处，就及时提醒一下：“这里有水！”“转弯处有个坑！”然后用手电筒照着，提示后面的工人别走错了路。有一回前面的人在叫：“这里看不见啦。”于是拿手电筒的老师傅招呼后面的人小心一点，自己急急忙忙地往前赶。还没走几步，只听得后面的人“啊呀”一声，回头用电筒一照，只见一位瘦瘦的工友小宋，两只手撑在地上，而两只脚从膝盖处全陷在浑浊的水里，显得非常地狼狈。匆忙中他从水里爬起来，走出地沟，走往外面明亮的地方。只见他走一步留下一个湿湿的脚印，裤子上的水正不住的往下缓缓流淌。
当时，冶建工人的工作辛苦，奖金也很高，有一百多元。我们的月奖金是六元。拉一天电缆，另加六毛钱的补贴。干一样的工作，奖金不到他们的十分之一，一些同事想想有些心理不平衡，常常想找机会发泄一下。于是个别工友一边使劲拉电缆，一边以劳动号子的节奏大声高喊：“嗨嗬，香烟！嗨嗬，老酒！”意思是我们出力干活，让你们拿高额奖金吃了香烟老酒。冶建单位的老工人看了，张开了嘴在一旁直乐。而从上钢一厂调到宝钢钢管厂的老师傅，则模仿着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镜头，学着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的口吻，瓮声瓮气地安慰大家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电缆刚铺设好，外国专家还在紧张地进行设备调试，我们就急冲冲地进入操作室，开始熟悉生产现场的情况，进行实地训练和技术练兵。操纵台的按钮下标明的全是德文，我们这些年轻的宝钢职工，按次序有条不紊地模拟操作。厂长和车间主任等领导，也常常穿着工作服戴着手套来到生产现场，看着大家进行战前训练，他们就问问设备的情况，及时鼓励一下。高兴时，拍拍我们的肩膀热情地称赞一句：“小伙子们，挺精神的，干得不错！”
宝钢钢管厂的设备是从德国进口的。因此，在这里进行设备调试的外国专家，全是清一色的德国人，高高的个子，白净而略显毛糙的皮肤，脸上有明显的毛孔；头上是棕黄而卷曲的头发，两只蓝蓝的大眼睛，望之如同一汪幽深的海水。
这些外国专家，有些是老作业长和老工人，生产实践经验丰富。有一位作业长原来自己办过钢铁厂，可惜后来倒闭了，只得到别人的企业里做工。我曾经冒昧地问他，开钢铁厂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他答道：“要有雄厚的实力，最好有自己的矿山，不然的话，一有风吹草动工厂就得倒闭。”也有的德国专家很年轻，才二十岁，比我们还年轻，不大懂行，调试时还常常向我们的同志询问。
我们的职工抽烟时，你一支我一支的相互敬烟，搞得面前烟雾缭绕；德国专家则不然，上班时各自掏一包香烟往面前的桌上一放，烟瘾来时自己摸一根，从上班抽到下班，彼此间互不往来。
因为对他们的做法不太理解，我们的同伴在一旁悄悄议论“外国人模子介大，一个顶阿拉两个；工钱介大，一天抵阿拉一个月；派头介小，香烟也不舍得发一圈。”于是当一位德国朋友点烟时，有的同事就在一旁比划着说：“揉一圈，揉一圈”德国人怎么也听不懂，忙开了门去叫翻译；翻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情，急匆匆地跑进操纵室，问清情况后，笑着向他解释，他终于听懂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入乡随俗，第二天德国朋友带了两包外烟交给班长，并比划着说了一句洋径浜的上海话：“揉一圈，揉一圈。”听到外国人怪声怪调地学说上海话，看着德国朋友送的充满友情的外烟，大伙高兴地笑成一团。
德国专家很和善，德国专家也很严格。有一天早上，一位老外刚上班就怒气满面地向我们哇哇地发火，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翻译闻声赶来才弄明白，原来是离开操纵室一百多米远处的楼梯底下，有一滩积水。他固执的认为，地上有水，弄不好会让人摔伤的，要求我们马上擦干净。尽管这不是我们的份内事，照理应该是由清洁工做的，我们也没有二话，赶紧跑去将水弄干净。我当时曾想，这一点点水，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事后觉得，这虽然是件小事情，却表现出德国专家爱厂如家的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也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建设宝钢，要严格要求，有时甚至要带点苛求”的说法的具体体现。
在宝钢领导的严格要求下，在专家和老师傅精心指点下，我们这些工友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钢管厂投产后，有一次，再加热炉里面的步进梁发生故障，需要停产抢修三天。为了加快抢修速度，配合检修工人快一点排除故障，在再加热炉熄火后不久，在近十台鼓风机的强制冷却下，我的同事们戴着隔热面具身穿防护服装，争着冲进八、九十度高温的炉膛里，奋力地进行抢修。炉温实在太高，烤得人有点受不了，伙伴们进炉膛干五分钟就出去休息片刻，喘一口气，又返身冲进去继续干。在大伙轮番的冲击下，最后，只用了两天时间便修好了设备，多赢得了一天的生产时间。尽管不少同志为此手被烫着了，皮肤也被烤痛了，但工友们觉得也值得：因为我们将可以多生产近千根钢管。
又过了几年，在1989年“六四”风波期间，大街上人潮汹涌，道路阻绝，交通瘫痪。我的这些可敬的工友千方百计地从四面八方往厂里赶。小李子弄了一辆自行车，从卢湾区的家中出发，化了三个多小时急匆匆赶到宝钢钢管厂，一进热轧车间连轧机操纵室，二话没说就在岗位上忙碌起来。因为交通阻绝，当时下一班接班的人手严重不足，上一个班的同事就顾不上回家，毫不犹豫的接连干下去。累了，在操纵室的墙边稍稍躺一会儿，恢复一点体力然后继续干。工厂和车间的领导，及时把饮料及饭菜送到工作现场，热情地慰问我们的这些平凡的职工。伙伴们连日拼搏，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地工作，一口气足足坚持了三天，直到市里的交通全面恢复正常。
我的工友们以自己连续作战的模范行动，确保了钢管厂的正常运行，确保了宝钢的正常生产。在此期间，这些平凡的工友表现得非常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