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刻，所有的事情仍然可以挽回一一共和国可以得到拯救，欧洲的自由也不会破碎，还有时间来爭取和平……但是，这个政府愚蠢而又笨拙，它不知道该怎么做。”
一一赫尔岑回忆巴黎六月惨案
当时间逐渐走向1848年的下半年，在整个欧洲隆隆作响的雷霆终究要开始走向喑哑了。在这令整个欧洲颤抖的上半年，无数的人为了一些似乎虚无縹緲又真实存在的理念走上街头，流血牺牲，革命者们相信，人类的歷史將就此迈进新的光辉又灿烂的一页，人类所有美好的愿景都將在这之后实现。
在七十年后，同样有一批革命者如此相信著，在这之后，同样有一批又一批的人这样相信著，而在更远的地方，未来又將通往何方？人类究竟能否实现那些真正美好的愿景？
一切都是未知数，只因现实是如此的复杂，几乎没有人可以真正把握。
正如在1848年的上半年，在种种复杂的原因和各种各样的属於歷史的巧合的推动下，欧洲的革命者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破坏相对来说往往是比较容易的，如何重新建立秩序，才是真正关键的课题。
而对欧洲如今的革命者们来说，他们面临的不只是来自保守力量的反扑，他们內部同样彼此分裂、相互对抗，各种各样的人混入革命队伍，即便是一些真正的革命者本身，他们在重建秩序时採取的措施和手段也令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除此之外，在民族关係与社会分裂同时发生的地方，民族衝突愈演愈烈，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848年的革命者还要面对內部政治和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会分化政治阵营，破坏社会关係。
到了1848年年中，本来象徵著进步的自由革命在社会衝突的痛苦中扭曲了，再也无法恢復。而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转折点，自然还是发生在备受欧洲瞩目的法国当中。
在二月革命成功以后，对於法国的资產阶级共和派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保守派来说，他们已经获得了想要的利益，但当他们想要將社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们便惊恐的发现，左翼激进主义者们不答应，他们想要將政治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倘若从现实角度出发，那就是共和派內部的左翼和右翼在权力和利益上这一块没谈拢，並且左翼有著更加远大的目標，与此同时，作为二月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工人群体也决心取得自己应得的一切。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临时政府施行了一些政策希望能够缓解工人们经济上的困难。
由於临时政府既不可能用激进的社会主义方法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完全放任自由市场自主地发展，於是最终，政府索性直接成立了一个“国家工场”，在公共领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但如此一来，政府的財政几乎处於爆炸的边缘，而作为具有资產阶级性质的政府，临时政府自然不可能將大刀砍向一些大贵族大资產阶级，因此他们的应对方法是將直接税提升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即45生丁税。在这个税收下，最受影响的是法国的农民和一些略有財產的人，他们在混乱的形势下生存已经不易，却还要面临高额的税。
而在或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以及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这些被徵税的人认为他们是在为所谓的“国家工场”买单，一家乡村报导称：“他们厌倦了养……懒人，这些人……想法设法不工作。”
由於临时政府始终不能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或许也確实无能为力，但工人们的困境確实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於是四月底，工人们接连在两个地区发生暴动，但最终被镇压。紧接著，在临时政府內部，他们通过相关法律公开镇压集会运动，在政治上將革命左翼“斩首”，到了六月，最灾难的事情发生了，制宪议会採取了备受期待同时也令人担忧的行动：解散国家工场，命令工人要么参军，要么去索洛涅的沼泽地。
失业人群的回应也很乾脆，位於巴黎附近的工场的工头写道：“我们要工作！所有的厂房、商店、工场都关闭了，如果国家不给我们工作，谁能给我们工作？”
在工场解散的消息传出去后，巴黎的各条林荫大道上每晚都有游行活动，不仅要求“工作权”，还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sh主义共和国。
隨著工人们的游行越来越多，再加上政府的不作为，最终，法国革命的最大悲剧就要来了。在6月22日这天，陆军部部长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將军正在他的办公室跟他的副官讲明战略部署：“中午，我將宣布巴黎驻军进入警戒状態，將军队集中成三路纵队来应对暴乱，让他们横衝直撞进入起义的中心地带。”
安排著这些东西的同时，这位陆军部部长脸色铁青，一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竞然忍不住在胸口画了个十字，但紧接著，脑子里迴荡著工人们这些天的游行的他忍不住出声咒骂道：
“这群该死的傢伙！他们难道就不能再等等吗？政府迟早会解决他们的问题的！”
与此同时，即便这位陆军部部长身处自己的办公室，但他依然觉得自己的耳边正迴荡著某种声音，以至於他再次铁青著脸说道：
“法国接下来必须搞清楚那首叫《一个工人读歷史的疑问》的诗歌和《国际歌》的作者到底是谁！若不是因为他这些下流的作品，如今绝对不会有如此多的工人觉得他们应该拿回自己的东西，绝不会有如此多的工人团结起来起义，这位作者才真正应该为这场镇压负责！
从二月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听到过这两个东西不知道多少次了！一旦抓住他就一定要枪毙他！他是应当下地狱的！”
毫无疑问，这位卡芬雅克將军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多半要被民眾唾弃乃至成为法国歷史上的罪人，但他依旧想撇清自己的责任，將锅扣在別人头上。
事实上，似乎无论如何，法国终究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但那首诗歌和那首歌传播的实在是太广了，尤其是在工人们之间，而由於工人们的游行越来越激进，它们已经被法国的临时政府给彻底查禁了，不允许任何人在报纸上或者公开场合公然提及，还对那位不知名的作者进行了悬赏和通缉。
可这终究还是成为了一桩悬案。
在法国的陆军部部长进行了这样的部署之后，到了6月23日凌晨，七八千名工人前往巴士底广场，在那里，一名叫皮若尔的“国民工场”代表，他紧抓此地的象徵意义，呼吁工人“在这第一批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的墓前”脱帽下跪，向烈士致敬。
在一片恭敬的静默中，他用肃穆的声音对人群说道：“革命就是重新开始。朋友们，我们的事业也是我们父辈的事业。他们所贯彻的信念就是横幅上的这些话：自由或死亡。朋友们！自由或死亡！”人群站起，回应的声音宛若雷霆：“自由或死亡！”
接著，工人们以及其他一些聚集而来的起义军便开始修建路障，並逐步向前推进。
到这天结束前，巴黎东部几乎都被起义军控制，其人数在四万到五万之间，而对手则是2.5万人的正规部队和1.5万人的机动警卫队。
在23日中午，致死的流血衝突开始了，从巴黎的圣但尼门开始，国民卫队袭击了这里的街垒，紧接著就是持续的推进，陆军部部长卡芬雅克亲自督战，目睹士兵们攻破一座又一座街垒，派出大炮將东北部唐普勒市郊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看著郊区四百名勇敢无畏的起义者或死或伤，残肢断臂散落一地……政府依靠著火力优势，几乎將这场镇压变成了一场屠杀。
而当战斗在进行的时候，巴黎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骚乱，在这种极度不安和混乱的时期，也常常会有一些恶徒藉此烧杀抢掠，一些富人为此早早地就逃出了巴黎，以免在这种混乱当中被洗劫乃至丟掉性命。但巴黎的普通市民只能家家闭门不出，將大门死死锁住，搬了眾多重物堆积在房门处，然后透过窗户，不安地看著起义者们的暴动和示威。
米哈伊尔的妹妹杜妮婭正是这些不安的市民中的一员。
按理说，在米哈伊尔的安排下，杜妮婭不应该出现在此处。
在离开前，米哈伊尔也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自己的妈妈和妹妹：“接下来巴黎会爆发一场巨大的骚乱，你们先去英国住上一两年的时间，我在那里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事实也確实如此，在巴黎的时候，因为米哈伊尔在巴黎的影响力和人脉关係，杜妮婭和普莉赫里婭就已经过的相当顺利了。
服装店的生意並不难做，陆陆续续总有一些订单过来，只需监管好质量和处理一些必要的事务便可，然后吃穿住行都很不错，同时因为米哈伊尔的影响力以及他在巴黎做的一些善事，她们在这一块同样很受人尊敬。
到了英国就更不用说了，那里也有人颇为热情地招待她们，帮她们解决问题，甚至说只凭藉米哈伊尔的妹妹这个身份，便有人愿意带杜妮婭去英国上流社会的舞会当中去。
但杜妮婭还是忍不住掛念著巴黎的住处、事业以及一些熟人和邻居。
毕竟当米哈伊尔在这边四处奔波的时候，杜妮婭和普莉赫里婭却是一直都在这边生活，对周遭的一切也都有了感情，而杜妮婭又跟米哈伊尔有著相似的性格，她压根放心不下她在这里帮助和认识过的一些人.
为此当她听说巴黎似乎稍微安全了一些之后，她便暂时返回了巴黎，並开始按照米哈伊尔之前提到过的一些安排以及她自身的意愿，开始在巴黎做一些事情，尽力为几个实在困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岗位。
然后，不知从何时开始，巴黎的气氛又变得紧张了起来，而米哈伊尔那些在巴黎已经提前得知了某些消息的朋友们，在气氛变得紧张之后竞然也专门让人来告诉杜妮婭她们，让她们暂且先离开巴黎。其中最为热心的还是那位如今已经是巴黎著名演员的玛丽杜普莱西小姐，看得出来，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依然三番五次的亲自劝告她们离开，她说：
“快些走吧！巴黎很快就要变得危险了。这是尊敬的米哈伊尔先生唯一拜託过我的事情，他让我可以的话儘量关注一下你们的情况、照顾你们，我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说不定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才迟迟不肯死去……
在当年那一场场《茶花女》之后，玛丽杜普莱西的生活已经好过了许多，也至少拥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力，但是她的病根似乎早已根深蒂固了，即便专心疗养了一段时间也並没有好上太多。
但对於身世坎坷的玛丽杜普莱西来说，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如果真要说的话，还是跟那位年轻作家的接触太少太少了……
可儘管有不少人都提醒了杜妮婭，但杜妮婭实在是有些放心不下身边的一些人以及店里一些工人们的家眷，而就在她犹豫之际，巴黎的这场起义竟然就已经来了。
於是她乾脆就跟身边和店里那些同样惶恐不安的人聚集在了一起，然后默默观察著事態的发展变化。好在是她们所在的街区位置不错，与此同时，她们在这里的名声也一直都很好，即便之前她们有一阵子已经离开了巴黎，但她们在巴黎的店铺竞然丝毫未损，连被入室抢劫的痕跡都没有。
而在此时此刻，儘管时不时的就能听见炮响和枪声，但杜妮婭还是儘量压下心中的恐慌，注视著街道上略显可怕的动静。
隨著时间的流逝，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战斗和镇压当中丧生了，而一些走投无路的起义者们眼见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为了逃避接踵而来的残酷报復，也是四散奔逃，努力让自己消散於人群之中，缄默不言，甚至挨家挨户敲门，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躲避来自军队的搜捕和射杀。起初，杜妮婭看著那些似乎还有妇女和孩子的起义者还有些犹豫，但是很快，一想到他们接下来的命运，杜妮婭就感到有些不寒而慄。
莫名地，杜妮婭想到了这些年在米哈伊尔身旁的所见所闻，在一种莫名的勇气和一些人惊愕的眼神中，杜妮婭颤抖著走到门口，然后稍稍打开了一点房门，冲那些在大街上已经有些手足无措的起义者们招了招手.
接下来便依旧是漫长和令人惶恐的等待，所幸，一切似乎暂时都已经尘埃落定，军队也並未到要挨家挨户搜捕起义者的地步. .，
在这之后不久，政府开始努力恢復和巩固巴黎的秩序，但事实上，左翼和右翼的两极分化已经製造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正密切关注著法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属於他的机会就要来了！
而巴黎六月惨案的发生，也意味著1848年已经正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 ..
一一赫尔岑回忆巴黎六月惨案
当时间逐渐走向1848年的下半年，在整个欧洲隆隆作响的雷霆终究要开始走向喑哑了。在这令整个欧洲颤抖的上半年，无数的人为了一些似乎虚无縹緲又真实存在的理念走上街头，流血牺牲，革命者们相信，人类的歷史將就此迈进新的光辉又灿烂的一页，人类所有美好的愿景都將在这之后实现。
在七十年后，同样有一批革命者如此相信著，在这之后，同样有一批又一批的人这样相信著，而在更远的地方，未来又將通往何方？人类究竟能否实现那些真正美好的愿景？
一切都是未知数，只因现实是如此的复杂，几乎没有人可以真正把握。
正如在1848年的上半年，在种种复杂的原因和各种各样的属於歷史的巧合的推动下，欧洲的革命者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破坏相对来说往往是比较容易的，如何重新建立秩序，才是真正关键的课题。
而对欧洲如今的革命者们来说，他们面临的不只是来自保守力量的反扑，他们內部同样彼此分裂、相互对抗，各种各样的人混入革命队伍，即便是一些真正的革命者本身，他们在重建秩序时採取的措施和手段也令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除此之外，在民族关係与社会分裂同时发生的地方，民族衝突愈演愈烈，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848年的革命者还要面对內部政治和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会分化政治阵营，破坏社会关係。
到了1848年年中，本来象徵著进步的自由革命在社会衝突的痛苦中扭曲了，再也无法恢復。而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转折点，自然还是发生在备受欧洲瞩目的法国当中。
在二月革命成功以后，对於法国的资產阶级共和派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保守派来说，他们已经获得了想要的利益，但当他们想要將社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们便惊恐的发现，左翼激进主义者们不答应，他们想要將政治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倘若从现实角度出发，那就是共和派內部的左翼和右翼在权力和利益上这一块没谈拢，並且左翼有著更加远大的目標，与此同时，作为二月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工人群体也决心取得自己应得的一切。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临时政府施行了一些政策希望能够缓解工人们经济上的困难。
由於临时政府既不可能用激进的社会主义方法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完全放任自由市场自主地发展，於是最终，政府索性直接成立了一个“国家工场”，在公共领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但如此一来，政府的財政几乎处於爆炸的边缘，而作为具有资產阶级性质的政府，临时政府自然不可能將大刀砍向一些大贵族大资產阶级，因此他们的应对方法是將直接税提升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即45生丁税。在这个税收下，最受影响的是法国的农民和一些略有財產的人，他们在混乱的形势下生存已经不易，却还要面临高额的税。
而在或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以及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这些被徵税的人认为他们是在为所谓的“国家工场”买单，一家乡村报导称：“他们厌倦了养……懒人，这些人……想法设法不工作。”
由於临时政府始终不能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或许也確实无能为力，但工人们的困境確实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於是四月底，工人们接连在两个地区发生暴动，但最终被镇压。紧接著，在临时政府內部，他们通过相关法律公开镇压集会运动，在政治上將革命左翼“斩首”，到了六月，最灾难的事情发生了，制宪议会採取了备受期待同时也令人担忧的行动：解散国家工场，命令工人要么参军，要么去索洛涅的沼泽地。
失业人群的回应也很乾脆，位於巴黎附近的工场的工头写道：“我们要工作！所有的厂房、商店、工场都关闭了，如果国家不给我们工作，谁能给我们工作？”
在工场解散的消息传出去后，巴黎的各条林荫大道上每晚都有游行活动，不仅要求“工作权”，还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sh主义共和国。
隨著工人们的游行越来越多，再加上政府的不作为，最终，法国革命的最大悲剧就要来了。在6月22日这天，陆军部部长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將军正在他的办公室跟他的副官讲明战略部署：“中午，我將宣布巴黎驻军进入警戒状態，將军队集中成三路纵队来应对暴乱，让他们横衝直撞进入起义的中心地带。”
安排著这些东西的同时，这位陆军部部长脸色铁青，一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竞然忍不住在胸口画了个十字，但紧接著，脑子里迴荡著工人们这些天的游行的他忍不住出声咒骂道：
“这群该死的傢伙！他们难道就不能再等等吗？政府迟早会解决他们的问题的！”
与此同时，即便这位陆军部部长身处自己的办公室，但他依然觉得自己的耳边正迴荡著某种声音，以至於他再次铁青著脸说道：
“法国接下来必须搞清楚那首叫《一个工人读歷史的疑问》的诗歌和《国际歌》的作者到底是谁！若不是因为他这些下流的作品，如今绝对不会有如此多的工人觉得他们应该拿回自己的东西，绝不会有如此多的工人团结起来起义，这位作者才真正应该为这场镇压负责！
从二月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听到过这两个东西不知道多少次了！一旦抓住他就一定要枪毙他！他是应当下地狱的！”
毫无疑问，这位卡芬雅克將军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多半要被民眾唾弃乃至成为法国歷史上的罪人，但他依旧想撇清自己的责任，將锅扣在別人头上。
事实上，似乎无论如何，法国终究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但那首诗歌和那首歌传播的实在是太广了，尤其是在工人们之间，而由於工人们的游行越来越激进，它们已经被法国的临时政府给彻底查禁了，不允许任何人在报纸上或者公开场合公然提及，还对那位不知名的作者进行了悬赏和通缉。
可这终究还是成为了一桩悬案。
在法国的陆军部部长进行了这样的部署之后，到了6月23日凌晨，七八千名工人前往巴士底广场，在那里，一名叫皮若尔的“国民工场”代表，他紧抓此地的象徵意义，呼吁工人“在这第一批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的墓前”脱帽下跪，向烈士致敬。
在一片恭敬的静默中，他用肃穆的声音对人群说道：“革命就是重新开始。朋友们，我们的事业也是我们父辈的事业。他们所贯彻的信念就是横幅上的这些话：自由或死亡。朋友们！自由或死亡！”人群站起，回应的声音宛若雷霆：“自由或死亡！”
接著，工人们以及其他一些聚集而来的起义军便开始修建路障，並逐步向前推进。
到这天结束前，巴黎东部几乎都被起义军控制，其人数在四万到五万之间，而对手则是2.5万人的正规部队和1.5万人的机动警卫队。
在23日中午，致死的流血衝突开始了，从巴黎的圣但尼门开始，国民卫队袭击了这里的街垒，紧接著就是持续的推进，陆军部部长卡芬雅克亲自督战，目睹士兵们攻破一座又一座街垒，派出大炮將东北部唐普勒市郊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看著郊区四百名勇敢无畏的起义者或死或伤，残肢断臂散落一地……政府依靠著火力优势，几乎將这场镇压变成了一场屠杀。
而当战斗在进行的时候，巴黎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骚乱，在这种极度不安和混乱的时期，也常常会有一些恶徒藉此烧杀抢掠，一些富人为此早早地就逃出了巴黎，以免在这种混乱当中被洗劫乃至丟掉性命。但巴黎的普通市民只能家家闭门不出，將大门死死锁住，搬了眾多重物堆积在房门处，然后透过窗户，不安地看著起义者们的暴动和示威。
米哈伊尔的妹妹杜妮婭正是这些不安的市民中的一员。
按理说，在米哈伊尔的安排下，杜妮婭不应该出现在此处。
在离开前，米哈伊尔也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自己的妈妈和妹妹：“接下来巴黎会爆发一场巨大的骚乱，你们先去英国住上一两年的时间，我在那里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事实也確实如此，在巴黎的时候，因为米哈伊尔在巴黎的影响力和人脉关係，杜妮婭和普莉赫里婭就已经过的相当顺利了。
服装店的生意並不难做，陆陆续续总有一些订单过来，只需监管好质量和处理一些必要的事务便可，然后吃穿住行都很不错，同时因为米哈伊尔的影响力以及他在巴黎做的一些善事，她们在这一块同样很受人尊敬。
到了英国就更不用说了，那里也有人颇为热情地招待她们，帮她们解决问题，甚至说只凭藉米哈伊尔的妹妹这个身份，便有人愿意带杜妮婭去英国上流社会的舞会当中去。
但杜妮婭还是忍不住掛念著巴黎的住处、事业以及一些熟人和邻居。
毕竟当米哈伊尔在这边四处奔波的时候，杜妮婭和普莉赫里婭却是一直都在这边生活，对周遭的一切也都有了感情，而杜妮婭又跟米哈伊尔有著相似的性格，她压根放心不下她在这里帮助和认识过的一些人.
为此当她听说巴黎似乎稍微安全了一些之后，她便暂时返回了巴黎，並开始按照米哈伊尔之前提到过的一些安排以及她自身的意愿，开始在巴黎做一些事情，尽力为几个实在困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岗位。
然后，不知从何时开始，巴黎的气氛又变得紧张了起来，而米哈伊尔那些在巴黎已经提前得知了某些消息的朋友们，在气氛变得紧张之后竞然也专门让人来告诉杜妮婭她们，让她们暂且先离开巴黎。其中最为热心的还是那位如今已经是巴黎著名演员的玛丽杜普莱西小姐，看得出来，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依然三番五次的亲自劝告她们离开，她说：
“快些走吧！巴黎很快就要变得危险了。这是尊敬的米哈伊尔先生唯一拜託过我的事情，他让我可以的话儘量关注一下你们的情况、照顾你们，我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说不定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才迟迟不肯死去……
在当年那一场场《茶花女》之后，玛丽杜普莱西的生活已经好过了许多，也至少拥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力，但是她的病根似乎早已根深蒂固了，即便专心疗养了一段时间也並没有好上太多。
但对於身世坎坷的玛丽杜普莱西来说，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如果真要说的话，还是跟那位年轻作家的接触太少太少了……
可儘管有不少人都提醒了杜妮婭，但杜妮婭实在是有些放心不下身边的一些人以及店里一些工人们的家眷，而就在她犹豫之际，巴黎的这场起义竟然就已经来了。
於是她乾脆就跟身边和店里那些同样惶恐不安的人聚集在了一起，然后默默观察著事態的发展变化。好在是她们所在的街区位置不错，与此同时，她们在这里的名声也一直都很好，即便之前她们有一阵子已经离开了巴黎，但她们在巴黎的店铺竞然丝毫未损，连被入室抢劫的痕跡都没有。
而在此时此刻，儘管时不时的就能听见炮响和枪声，但杜妮婭还是儘量压下心中的恐慌，注视著街道上略显可怕的动静。
隨著时间的流逝，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战斗和镇压当中丧生了，而一些走投无路的起义者们眼见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为了逃避接踵而来的残酷报復，也是四散奔逃，努力让自己消散於人群之中，缄默不言，甚至挨家挨户敲门，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躲避来自军队的搜捕和射杀。起初，杜妮婭看著那些似乎还有妇女和孩子的起义者还有些犹豫，但是很快，一想到他们接下来的命运，杜妮婭就感到有些不寒而慄。
莫名地，杜妮婭想到了这些年在米哈伊尔身旁的所见所闻，在一种莫名的勇气和一些人惊愕的眼神中，杜妮婭颤抖著走到门口，然后稍稍打开了一点房门，冲那些在大街上已经有些手足无措的起义者们招了招手.
接下来便依旧是漫长和令人惶恐的等待，所幸，一切似乎暂时都已经尘埃落定，军队也並未到要挨家挨户搜捕起义者的地步. .，
在这之后不久，政府开始努力恢復和巩固巴黎的秩序，但事实上，左翼和右翼的两极分化已经製造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正密切关注著法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属於他的机会就要来了！
而巴黎六月惨案的发生，也意味著1848年已经正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