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
，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做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曾经深陷其中的历史烟雾之中。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中华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在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价值理念，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的社会大折腾中摆脱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变革图强的努力之中。这种伟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始了真正的复兴启航。
但是，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搁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国叩问，并没有因为种种延宕而减弱。相反，当我们的国家日渐富裕强大而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口时，这一历史叩问，变得更加突出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须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社会争论，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复兴必须的，甚至是基本条件性的历史环节。
是的，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
我们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将文明审视简单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探究，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实现伟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精神资源。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九
这样一本书，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催生下写出的。
这本书的原本真身，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全部解说文字。惟其如此，它的语言才有一定的跳跃性与形象性，会给读者一定的阅读美感。可是，当这部纪录片写完之后，朋友们与我的共同感受却是，它更像一本书。作为纪录片的解说，它需要大大稀释，从而释放出从容舒缓的形象美感。作为一部文明史著作，它却与学院化标准相去甚远。这本书既没有长长的注释，也没有开列庞大的参考书目，内文中的批量引号现象也极少。我所力图做到的，是将自己已经消化的知识与思想，简洁诚实地告诉人们，如此而已。强拉读者与自己一起走进书橱，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民族既往的原典著作，似乎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朴实的，使人有阅读快感的。
无论形式如何，它的思想阐发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
故此，就让它以两者兼具的形式感，去与读者们拥抱吧。
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的书。
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此后，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笼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几近僵尸的“古老肉”了。
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惟其如此，鸦片战争160余年之后，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我们需要抬起头、直起腰的时候，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我们这个从来没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整体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民族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实现国家文明话语权，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更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历史责任。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是这本书的基本特征。诚实地说，这本书未必能承担上述重任。但是，它可以是精卫所衔的一枝微木，可以是试图填平沧海的一种努力。
孙皓晖
2011年6月
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
第一编远古文明与近古文明
中国早期文明的坚实起点，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件，大体都在这一时代被创造出来了。
聚合基因：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
1.中国神话思维的爆发性特质
许多大民族的文明形态演进，都有一个神话时代。
神话是什么？神话，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文明出发点的想像。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它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文明创造的最原初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文明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
古希腊族群与中国远古族群，对人类史前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想像与描述。
希腊神话的特质，是人类原初活动的被动性。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天神们着意制造的一个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
总而言之，在希腊神话里，人类在出发点时期是消极被动的生命群体，只是在天神赐予人类原初生命与原初动力之后，人类才开始了自己的创造。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天神，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
希腊神话对文明远源的想像，具有先天的被动性。
中国神话的特质，是人类原初活动的主动性。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截然不同。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一切与人类相关的生存环境，一切与人类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整个世界生存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盘古氏与女娲氏，都不是希腊神话里具有完整神性的天神，而是神性与人性统一的中国神话里的人神。
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差别。
这一差别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且看，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
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
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是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具有同质性。
中国神话中，人类早期的生命活动史具有先天的主动性。
神话时代，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环境起源与自身生命诞生的想像。神话的特质，充满了模糊性、矛盾性，以及无可验证的虚幻性。神话时代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神话时代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理解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最初根基。这种以特殊的理解方式、特殊的思维方式为根基的原初想像力，朦胧地涵盖了一个特定族群在此后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而对自身早期生命历程的想像，中国神话思维则充满爆发性。
创世神话，形象地展现了远古中国人对环境起源与生命起源的特殊解释，朦胧混沌中饱含着宏大而深刻的想像力与理解力。具体地说，中国的创世神话大体是三个方面：
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对创世活动作出了最具爆发性的宏大想像。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隐含了对宇宙生成的不自觉解释。开天辟地说，与当代科学揭示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暗合。暗合的根基点，是都将生存环境的出现，植根于某种大规模的爆发活动，而不是渐变式的构造活动。这种深邃的想像力，这种爆发性的思维，饱含了中国早期人群的特殊理解力。基于人类思维的某种灵异性，我们很难说中国早期人群的这种想像力是纯粹自发的。
相比之下，诞生很晚的西方《圣经》中的“创世”说，则是渐变式的思维，其所呈现的活动则是构造式的活动。《圣经》对人类生存环境起源的想像，明显表现出浅显性与散漫性的特点。耶和华用了整整一个礼拜来完成天地环境的多种铺排构造，既无强大的精神动机，又无惊人的瞬间爆发，其过程几乎完全接近于一幅油画创作。这种方式，与宇宙及地球生成的真相，没有任何思维方式意义上的接近。
女娲氏造人的神话，具有劳动爆发而创造生命的直觉意识。
为了避免新生天地的死寂空旷，女娲氏辛勤劳作，用黄土成泥，开始奋力捏造一个个灵性的人。进程之中，女娲深感一个个造人之慢，遂造出一条巨大无比的长鞭，而后蘸泥挥舞，甩出无数星星点点的人群，开始了批量造人的群体生命的出现。因用力难免不均，于是出现了美丑肥瘦各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个人。
这一壮美的神话，包含了一种朴素而深刻的理解：人类生命体的产生，一定经历了辛勤而艰难的劳动过程，一定经历了某种爆发性的突变。相比于西方《圣经》中的上帝无意识造人，亚当、夏娃两人世界的寂寥，中国神话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内涵要丰厚得多。
破坏与建设的英雄神话，对人性善恶冲突的爆发具有深刻的直觉呈现。
神性之恶，神性之善，中国神话都表现得直接、剧烈，而又壮阔无比。
在中国神话中，神和神之间一开始就有着直接的善与恶的剧烈冲突。火神祝融氏与水神共工氏开战，共工氏战败，愤怒地撞坏了不周山天柱，天地几乎要崩塌了。刚刚开始繁衍的人类，面临全部滚落开裂大地的危险，以及遭受洪水与山林大火的灭顶之灾。在灭绝人类生命的关头，造人的女娲氏炼成了流质五色石，补全了天地。从此，天地之间生成了无垠苍穹的绚烂霞光。之后，女娲又以巨石顶天立地，支平了天地四柱，吸干了洪水，擒杀了黑龙，女娲所造的人类又重新开始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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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做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曾经深陷其中的历史烟雾之中。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中华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在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价值理念，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的社会大折腾中摆脱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变革图强的努力之中。这种伟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始了真正的复兴启航。
但是，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搁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国叩问，并没有因为种种延宕而减弱。相反，当我们的国家日渐富裕强大而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口时，这一历史叩问，变得更加突出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须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社会争论，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复兴必须的，甚至是基本条件性的历史环节。
是的，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
我们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将文明审视简单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探究，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实现伟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精神资源。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九
这样一本书，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催生下写出的。
这本书的原本真身，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全部解说文字。惟其如此，它的语言才有一定的跳跃性与形象性，会给读者一定的阅读美感。可是，当这部纪录片写完之后，朋友们与我的共同感受却是，它更像一本书。作为纪录片的解说，它需要大大稀释，从而释放出从容舒缓的形象美感。作为一部文明史著作，它却与学院化标准相去甚远。这本书既没有长长的注释，也没有开列庞大的参考书目，内文中的批量引号现象也极少。我所力图做到的，是将自己已经消化的知识与思想，简洁诚实地告诉人们，如此而已。强拉读者与自己一起走进书橱，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民族既往的原典著作，似乎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朴实的，使人有阅读快感的。
无论形式如何，它的思想阐发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
故此，就让它以两者兼具的形式感，去与读者们拥抱吧。
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的书。
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此后，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笼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几近僵尸的“古老肉”了。
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惟其如此，鸦片战争160余年之后，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我们需要抬起头、直起腰的时候，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我们这个从来没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整体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民族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实现国家文明话语权，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更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历史责任。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是这本书的基本特征。诚实地说，这本书未必能承担上述重任。但是，它可以是精卫所衔的一枝微木，可以是试图填平沧海的一种努力。
孙皓晖
2011年6月
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
第一编远古文明与近古文明
中国早期文明的坚实起点，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件，大体都在这一时代被创造出来了。
聚合基因：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
1.中国神话思维的爆发性特质
许多大民族的文明形态演进，都有一个神话时代。
神话是什么？神话，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文明出发点的想像。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它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文明创造的最原初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文明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
古希腊族群与中国远古族群，对人类史前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想像与描述。
希腊神话的特质，是人类原初活动的被动性。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天神们着意制造的一个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
总而言之，在希腊神话里，人类在出发点时期是消极被动的生命群体，只是在天神赐予人类原初生命与原初动力之后，人类才开始了自己的创造。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天神，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
希腊神话对文明远源的想像，具有先天的被动性。
中国神话的特质，是人类原初活动的主动性。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截然不同。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一切与人类相关的生存环境，一切与人类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整个世界生存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盘古氏与女娲氏，都不是希腊神话里具有完整神性的天神，而是神性与人性统一的中国神话里的人神。
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差别。
这一差别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且看，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
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
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是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具有同质性。
中国神话中，人类早期的生命活动史具有先天的主动性。
神话时代，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环境起源与自身生命诞生的想像。神话的特质，充满了模糊性、矛盾性，以及无可验证的虚幻性。神话时代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神话时代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理解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最初根基。这种以特殊的理解方式、特殊的思维方式为根基的原初想像力，朦胧地涵盖了一个特定族群在此后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而对自身早期生命历程的想像，中国神话思维则充满爆发性。
创世神话，形象地展现了远古中国人对环境起源与生命起源的特殊解释，朦胧混沌中饱含着宏大而深刻的想像力与理解力。具体地说，中国的创世神话大体是三个方面：
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对创世活动作出了最具爆发性的宏大想像。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隐含了对宇宙生成的不自觉解释。开天辟地说，与当代科学揭示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暗合。暗合的根基点，是都将生存环境的出现，植根于某种大规模的爆发活动，而不是渐变式的构造活动。这种深邃的想像力，这种爆发性的思维，饱含了中国早期人群的特殊理解力。基于人类思维的某种灵异性，我们很难说中国早期人群的这种想像力是纯粹自发的。
相比之下，诞生很晚的西方《圣经》中的“创世”说，则是渐变式的思维，其所呈现的活动则是构造式的活动。《圣经》对人类生存环境起源的想像，明显表现出浅显性与散漫性的特点。耶和华用了整整一个礼拜来完成天地环境的多种铺排构造，既无强大的精神动机，又无惊人的瞬间爆发，其过程几乎完全接近于一幅油画创作。这种方式，与宇宙及地球生成的真相，没有任何思维方式意义上的接近。
女娲氏造人的神话，具有劳动爆发而创造生命的直觉意识。
为了避免新生天地的死寂空旷，女娲氏辛勤劳作，用黄土成泥，开始奋力捏造一个个灵性的人。进程之中，女娲深感一个个造人之慢，遂造出一条巨大无比的长鞭，而后蘸泥挥舞，甩出无数星星点点的人群，开始了批量造人的群体生命的出现。因用力难免不均，于是出现了美丑肥瘦各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个人。
这一壮美的神话，包含了一种朴素而深刻的理解：人类生命体的产生，一定经历了辛勤而艰难的劳动过程，一定经历了某种爆发性的突变。相比于西方《圣经》中的上帝无意识造人，亚当、夏娃两人世界的寂寥，中国神话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内涵要丰厚得多。
破坏与建设的英雄神话，对人性善恶冲突的爆发具有深刻的直觉呈现。
神性之恶，神性之善，中国神话都表现得直接、剧烈，而又壮阔无比。
在中国神话中，神和神之间一开始就有着直接的善与恶的剧烈冲突。火神祝融氏与水神共工氏开战，共工氏战败，愤怒地撞坏了不周山天柱，天地几乎要崩塌了。刚刚开始繁衍的人类，面临全部滚落开裂大地的危险，以及遭受洪水与山林大火的灭顶之灾。在灭绝人类生命的关头，造人的女娲氏炼成了流质五色石，补全了天地。从此，天地之间生成了无垠苍穹的绚烂霞光。之后，女娲又以巨石顶天立地，支平了天地四柱，吸干了洪水，擒杀了黑龙，女娲所造的人类又重新开始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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