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2
于殷地，一举稳定了将近三百年，再也没有迁徙。
商人大迁徙的频率，为什么前后有如此鲜明的变化？
历史的深处，还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史实？
历史深处所隐藏的基本史实，实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与夏王国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大禹治水时期四大族群之间的复杂矛盾，我们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此后的历史延续。大禹后期，舜帝已死，曾经与大禹及禹族有过直接摩擦的商人族群，在各种集团利益分配中，一定是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了。大禹死后，夏启又对老盟友——伯益族群发动了突袭，一举夺取了最高政权。此后，又对率先“不服”的有扈氏进行了大举讨伐，消灭了有扈氏，就此稳定了强力政权。
此时，契很可能已经老死了。其后的商人族群，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嬴秦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的周族达成同盟。妥善的方法，也许只能离开原先的丰美封地，寻求他处谋生。事实上，这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的诸侯体系中，也就是说，还都不是夏王国的直封诸侯，还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结局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了，周人族群则向西迁徙了，商人族群也绝不可能留在夏王国政权的腹地区域扮演尴尬而危险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说明，直到四百余年后夏末之世的商汤时期，商人还一直对夏人政权保持着深刻的敌意，夏王国的末世政权——桀，也还对商汤族群保持着很大的警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契至汤的四百余年里，商人连续迁徙八次，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个基本方面，商人的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为合适的生存地域。商汤立国之后，商人的生存区域大大拓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商人族群必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必然会不断寻求更适合多种经济活动同时发展的生存区域。商汤立国之后，当时中国腹地的族群，大多聚居于黄淮流域的大平原与诸多山原湖泊地区。其中，对渔猎、农耕、畜牧、商旅同时有利的区域很多，但在当时的闭塞条件下，商人族群未必全部清楚，只能不断寻觅。自盘庚开始，商人在黄河流域大幅度迁徙五次，很可能是仍在寻觅合适的生存地域。而自迁徙到黄河北岸的“殷”地后，商人一定是认为找到了最理想的生存之地，于是，从此再也没有迁徙。
3.商旅经济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
让我们从具体的文明史环节说起吧。
在契之后的第三代领袖相土时期，商人就发明了马车。在第七代的领袖王亥时期，商人又发明了牛车。请注意，车这种工具，在黄帝时期就出现了。但是，用什么拉车，车如何使用，在我们的近古历史记忆中却没有痕迹。
最初，车的主要用途是服务战争。黄帝指南车，是车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早传说。但是，指南车是没有人乘坐的木车，对生产活动没有直接意义。只有在商人发明了马拉车与牛拉车，将车这种承载工具与稳定而经常的动力结合之后，车才真正具有了生产力的意义。从实践上说，商人将车与马牛动力结合，一定要对古老的车具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所以，马车牛车，不能看作简单的马牛与一辆车的相加，而是一种生产手段的整体发明。马车与牛车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族群迁徙与物品搬运的效率，也大大加快了人群之间的联络与速度，堪称早期国家时代最基本的伟大发明之一。
古典文献《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民为利，而天下化之。”意思是说，商人祖先所以能使天下文明开化，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建立了帛牢制度，就是以布条圈地为牢的监禁制度，这是一种注重精神惩罚的早期司法制度，与早期周人的画地为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第二就是驯服牛马，发明牛车马车以便利民众。管仲将这两件事并列为天下文明开化的根基，是值得深思的。
可是，马车牛车如果仅仅用来载物载人，显然太可惜了。
于是，马车牛车又生出了其他用途，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远程交换方式。
剩余物品的交换，在近古五帝时期就产生了。但是，那时的交换活动，基本上都是相邻族群与相邻住户间近距离的物物交换。直到夏代建立井田制，这种交换活动的最主要方式，还是停留在以公井为中心的八家之内。一井八家之外，人们很少有紧密交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此之谓也。
就是说，普遍的远距离剩余物品交换活动，在商人之前还远远没有形成。马车牛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聪明的商人，开始用牛车马车装载着自家或本族的剩余物品，流动于各氏族群落之间，相互交换剩余物事。这种远距离的交换，给商人带来了种种方便与实际利益。于是，商人的远行交易渐渐成为他们基本的谋生方式之一了。随着物品的不断流动，随着交换频率的增大，商人族群中又出现了普遍应用的商品交易媒介物，也就是最早的货币形式——天然贝壳。
今日河南的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天然贝壳，还出土了骨贝、铜贝、玉贝等实物。殷墟是商代后期遗址，并不是早期商人的活动地。所以，铜贝、骨贝、玉贝等，完全可能是发展了、丰富了的早期货币，而不是早期商人使用的货币。早期商人的货币，应该是天然贝壳。殷墟有大量的天然贝壳出土，说明后期商人在使用其余货币时，仍然在同时使用着天然贝壳。这一事实足以证实：商人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献《尚书》中，有一篇叫做《酒诰》，是关于商人早期商旅活动的最早记载。这篇历史文献，是周公专门告诫即将镇守东方的康叔，应该如何监管殷商族群的谈话记录。其中，周公讲述了商人极其重要的一个生存传统。周公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情境：很早的时候，殷（商）人就牵着牛车远走，到其他氏族交易货物，用来孝养父母家人了；一朝归来，父母家人高兴地摆置好丰盛的酒菜，与交易归来的远行者致酒庆贺，其乐融融。
显然，早期商人的远行贸易活动，形成了商人族群特有的商旅经济。这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也是商人族群生存方式的基本构成部分。后世的中国人，将交换标的称为商品，将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商业，将远行贸易活动称为商旅，将从事贸易交换的生意人称为商人，应该说，这都是商人族群的交换传统烙在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深刻印记，也是我们对远古商人永远的追思与纪念。
4.商人族群多种经济活动兼容并存
商人生存方式的基本点，是多种经济活动的兼容并存。
关于古代农耕社会的某些既定理念，使我们的当代社会意识，几乎从来没有将农耕之外的经济活动当做古典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来对待。这一点，尤其在对待商王国时代的认识上最为明显。这一重大忽略，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商代文明认识的诸多误区。最基本的误区，就是将夏商周三代都笼统地当做早期农耕经济社会，认为农耕经济是三代社会的惟一经济活动方式。
从文明形态的基本面，也就是从族群的生存方式看，商文明是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农耕经济、商旅经济兼容并存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这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既不同于此前以粗放的井田制农耕活动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夏文明，也不同于此后以精细的井田制农耕活动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周文明。
商人生存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商人具有渔猎、畜牧、农耕、商旅四大经济活动交融并进的丰富性。而此前的夏文明，此后的周文明，则都是以农耕经济活动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对的单一性。商代社会的独特神韵，使商文明成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序列中充满个性与美感的“这一个”。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看，商人的生存方式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
五帝时代的商人族群，以近古渔猎经济、近古畜牧经济、近古商旅经济的结合为根基。进入国家时代后，商人族群逐渐向半牧半商、半农半商、半渔半商、半猎半商迈进；渔猎农牧四大领域，都渗透了商旅经济的成分。盘庚迁殷之后，商人族群逐渐发展为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相对稳定的畜牧经济、相对稳定的渔猎经济、相对稳定的商旅经济四方融合的丰富而稳定的经济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迁殷之后，以远哫茭换为基本方式的早期商旅活动，渐渐发展为以相对稳定的城邑市场为主、以远行商旅为辅的完整的商旅经济了。所谓行商坐贾，说的便是殷商王国后期丰富了、发展了的商业活动形式。
商人独特而充满美感的综合经济活动方式，是我们揭秘商文明的原初密码。
5.商汤革命：鸣条灭夏之战
在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下，商人族群持续发展了14代，大体是五百年上下。
这时候，历经17代君主的夏王国，传承到了一个叫做桀的君主手里。这个夏桀，与后来的殷纣并称为“桀纣”，成为中国历史上暴虐荒淫的两个符号人物。
夏桀的罪行，究竟有哪些呢？《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吕氏春秋》的记载最为详细：“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叛。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迷惑于末嬉（妹喜）……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文献《尚书·汤誓》的记载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总归是，夏桀时期的天下大势，已经是严重的全面危机了。
君主腐败霪乿，国事荒疏擅杀，欺凌诸侯，又虐待百姓，从上到下都是怨声载道。这时的商人族群，传承到了第14代，领袖叫做成汤。商人族群以亳地，也就是今日河南省商丘地带为中心，第一次较长时期地定居下来，并发展为特大族群了。也许是实力使然，夏桀不得已将成汤封为镇抚一方的大诸侯。依据后来周人的说法，这种领袖一方的大诸侯叫做“方伯”，是一方之长，有代天子行使征伐的权力。
夏末的“方伯”，只是后世史家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而已。从实际上看，这不过是夏王权对已经建立政权的特大族群的一种名号赐予而已，远远不能与后来周代王权直封的大诸侯相比。就权力结构而言，诸侯的独立权是相当充分的，王权的干预是十分有限的。
夏末社会的普遍动荡，引起了国王桀的某种警觉。
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史实：“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叛）夏……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这则史料，使我们看到了夏末政治的基本面：自孔甲到夏桀的四代人时间里，各方诸侯的叛乱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普遍事实。就政治实践说，当时所谓的“叛”，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停止纳贡，表示不再臣服于王室；二是脱离王权，投奔敢于与王权作对的大诸侯，寻求新势力的保护；三是公然起兵作乱，或擅自攻伐诸侯，或公然挑战王室。夏末之时的诸侯“多叛”，可说是三种现象都有，而且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史书所谓的“纷纷分分”，说的就是这种混乱与叛离的普遍化。
这时候，夏桀下令拘禁了成汤，将其拘押在了王畿之地的夏台。
夏桀为什么要拘押成汤？为什么不久又放了成汤？
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切实的真相了。合理推断，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肯定的：一则，成汤族群一定有扩大势力，并且威胁到夏王室的“叛”的迹象；二则，成汤族群虽然尚未公开向夏王室挑战，但夏桀顾忌商人实力，不好悍然诛杀这一方特大族群的首领，只好借故囚禁；三则，成汤已经有了天下声望，夏桀不好公然诛杀；加之商人族群全力营救，周旋得力，夏桀有所迷惑，最终释放了成汤。总归是，成汤成功地逃脱了这次困厄，开始了扩张实力的种种活动。
成汤的天下声望从何而来？有多大？
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猎鸟者张开大网，对天高喊：“自天下四方之鸟，皆入吾网！”恰遇成汤路过，一挥手说：“你想网尽天下之鸟吗？太过分了。”猎鸟者始而愣怔，继而愤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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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殷地，一举稳定了将近三百年，再也没有迁徙。
商人大迁徙的频率，为什么前后有如此鲜明的变化？
历史的深处，还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史实？
历史深处所隐藏的基本史实，实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与夏王国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大禹治水时期四大族群之间的复杂矛盾，我们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此后的历史延续。大禹后期，舜帝已死，曾经与大禹及禹族有过直接摩擦的商人族群，在各种集团利益分配中，一定是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了。大禹死后，夏启又对老盟友——伯益族群发动了突袭，一举夺取了最高政权。此后，又对率先“不服”的有扈氏进行了大举讨伐，消灭了有扈氏，就此稳定了强力政权。
此时，契很可能已经老死了。其后的商人族群，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嬴秦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的周族达成同盟。妥善的方法，也许只能离开原先的丰美封地，寻求他处谋生。事实上，这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的诸侯体系中，也就是说，还都不是夏王国的直封诸侯，还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结局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了，周人族群则向西迁徙了，商人族群也绝不可能留在夏王国政权的腹地区域扮演尴尬而危险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说明，直到四百余年后夏末之世的商汤时期，商人还一直对夏人政权保持着深刻的敌意，夏王国的末世政权——桀，也还对商汤族群保持着很大的警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契至汤的四百余年里，商人连续迁徙八次，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个基本方面，商人的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为合适的生存地域。商汤立国之后，商人的生存区域大大拓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商人族群必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必然会不断寻求更适合多种经济活动同时发展的生存区域。商汤立国之后，当时中国腹地的族群，大多聚居于黄淮流域的大平原与诸多山原湖泊地区。其中，对渔猎、农耕、畜牧、商旅同时有利的区域很多，但在当时的闭塞条件下，商人族群未必全部清楚，只能不断寻觅。自盘庚开始，商人在黄河流域大幅度迁徙五次，很可能是仍在寻觅合适的生存地域。而自迁徙到黄河北岸的“殷”地后，商人一定是认为找到了最理想的生存之地，于是，从此再也没有迁徙。
3.商旅经济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
让我们从具体的文明史环节说起吧。
在契之后的第三代领袖相土时期，商人就发明了马车。在第七代的领袖王亥时期，商人又发明了牛车。请注意，车这种工具，在黄帝时期就出现了。但是，用什么拉车，车如何使用，在我们的近古历史记忆中却没有痕迹。
最初，车的主要用途是服务战争。黄帝指南车，是车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早传说。但是，指南车是没有人乘坐的木车，对生产活动没有直接意义。只有在商人发明了马拉车与牛拉车，将车这种承载工具与稳定而经常的动力结合之后，车才真正具有了生产力的意义。从实践上说，商人将车与马牛动力结合，一定要对古老的车具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所以，马车牛车，不能看作简单的马牛与一辆车的相加，而是一种生产手段的整体发明。马车与牛车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族群迁徙与物品搬运的效率，也大大加快了人群之间的联络与速度，堪称早期国家时代最基本的伟大发明之一。
古典文献《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民为利，而天下化之。”意思是说，商人祖先所以能使天下文明开化，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建立了帛牢制度，就是以布条圈地为牢的监禁制度，这是一种注重精神惩罚的早期司法制度，与早期周人的画地为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第二就是驯服牛马，发明牛车马车以便利民众。管仲将这两件事并列为天下文明开化的根基，是值得深思的。
可是，马车牛车如果仅仅用来载物载人，显然太可惜了。
于是，马车牛车又生出了其他用途，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远程交换方式。
剩余物品的交换，在近古五帝时期就产生了。但是，那时的交换活动，基本上都是相邻族群与相邻住户间近距离的物物交换。直到夏代建立井田制，这种交换活动的最主要方式，还是停留在以公井为中心的八家之内。一井八家之外，人们很少有紧密交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此之谓也。
就是说，普遍的远距离剩余物品交换活动，在商人之前还远远没有形成。马车牛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聪明的商人，开始用牛车马车装载着自家或本族的剩余物品，流动于各氏族群落之间，相互交换剩余物事。这种远距离的交换，给商人带来了种种方便与实际利益。于是，商人的远行交易渐渐成为他们基本的谋生方式之一了。随着物品的不断流动，随着交换频率的增大，商人族群中又出现了普遍应用的商品交易媒介物，也就是最早的货币形式——天然贝壳。
今日河南的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天然贝壳，还出土了骨贝、铜贝、玉贝等实物。殷墟是商代后期遗址，并不是早期商人的活动地。所以，铜贝、骨贝、玉贝等，完全可能是发展了、丰富了的早期货币，而不是早期商人使用的货币。早期商人的货币，应该是天然贝壳。殷墟有大量的天然贝壳出土，说明后期商人在使用其余货币时，仍然在同时使用着天然贝壳。这一事实足以证实：商人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献《尚书》中，有一篇叫做《酒诰》，是关于商人早期商旅活动的最早记载。这篇历史文献，是周公专门告诫即将镇守东方的康叔，应该如何监管殷商族群的谈话记录。其中，周公讲述了商人极其重要的一个生存传统。周公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情境：很早的时候，殷（商）人就牵着牛车远走，到其他氏族交易货物，用来孝养父母家人了；一朝归来，父母家人高兴地摆置好丰盛的酒菜，与交易归来的远行者致酒庆贺，其乐融融。
显然，早期商人的远行贸易活动，形成了商人族群特有的商旅经济。这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也是商人族群生存方式的基本构成部分。后世的中国人，将交换标的称为商品，将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商业，将远行贸易活动称为商旅，将从事贸易交换的生意人称为商人，应该说，这都是商人族群的交换传统烙在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深刻印记，也是我们对远古商人永远的追思与纪念。
4.商人族群多种经济活动兼容并存
商人生存方式的基本点，是多种经济活动的兼容并存。
关于古代农耕社会的某些既定理念，使我们的当代社会意识，几乎从来没有将农耕之外的经济活动当做古典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来对待。这一点，尤其在对待商王国时代的认识上最为明显。这一重大忽略，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商代文明认识的诸多误区。最基本的误区，就是将夏商周三代都笼统地当做早期农耕经济社会，认为农耕经济是三代社会的惟一经济活动方式。
从文明形态的基本面，也就是从族群的生存方式看，商文明是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农耕经济、商旅经济兼容并存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这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既不同于此前以粗放的井田制农耕活动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夏文明，也不同于此后以精细的井田制农耕活动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周文明。
商人生存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商人具有渔猎、畜牧、农耕、商旅四大经济活动交融并进的丰富性。而此前的夏文明，此后的周文明，则都是以农耕经济活动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对的单一性。商代社会的独特神韵，使商文明成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序列中充满个性与美感的“这一个”。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看，商人的生存方式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
五帝时代的商人族群，以近古渔猎经济、近古畜牧经济、近古商旅经济的结合为根基。进入国家时代后，商人族群逐渐向半牧半商、半农半商、半渔半商、半猎半商迈进；渔猎农牧四大领域，都渗透了商旅经济的成分。盘庚迁殷之后，商人族群逐渐发展为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相对稳定的畜牧经济、相对稳定的渔猎经济、相对稳定的商旅经济四方融合的丰富而稳定的经济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迁殷之后，以远哫茭换为基本方式的早期商旅活动，渐渐发展为以相对稳定的城邑市场为主、以远行商旅为辅的完整的商旅经济了。所谓行商坐贾，说的便是殷商王国后期丰富了、发展了的商业活动形式。
商人独特而充满美感的综合经济活动方式，是我们揭秘商文明的原初密码。
5.商汤革命：鸣条灭夏之战
在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下，商人族群持续发展了14代，大体是五百年上下。
这时候，历经17代君主的夏王国，传承到了一个叫做桀的君主手里。这个夏桀，与后来的殷纣并称为“桀纣”，成为中国历史上暴虐荒淫的两个符号人物。
夏桀的罪行，究竟有哪些呢？《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吕氏春秋》的记载最为详细：“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叛。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迷惑于末嬉（妹喜）……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文献《尚书·汤誓》的记载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总归是，夏桀时期的天下大势，已经是严重的全面危机了。
君主腐败霪乿，国事荒疏擅杀，欺凌诸侯，又虐待百姓，从上到下都是怨声载道。这时的商人族群，传承到了第14代，领袖叫做成汤。商人族群以亳地，也就是今日河南省商丘地带为中心，第一次较长时期地定居下来，并发展为特大族群了。也许是实力使然，夏桀不得已将成汤封为镇抚一方的大诸侯。依据后来周人的说法，这种领袖一方的大诸侯叫做“方伯”，是一方之长，有代天子行使征伐的权力。
夏末的“方伯”，只是后世史家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而已。从实际上看，这不过是夏王权对已经建立政权的特大族群的一种名号赐予而已，远远不能与后来周代王权直封的大诸侯相比。就权力结构而言，诸侯的独立权是相当充分的，王权的干预是十分有限的。
夏末社会的普遍动荡，引起了国王桀的某种警觉。
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史实：“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叛）夏……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这则史料，使我们看到了夏末政治的基本面：自孔甲到夏桀的四代人时间里，各方诸侯的叛乱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普遍事实。就政治实践说，当时所谓的“叛”，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停止纳贡，表示不再臣服于王室；二是脱离王权，投奔敢于与王权作对的大诸侯，寻求新势力的保护；三是公然起兵作乱，或擅自攻伐诸侯，或公然挑战王室。夏末之时的诸侯“多叛”，可说是三种现象都有，而且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史书所谓的“纷纷分分”，说的就是这种混乱与叛离的普遍化。
这时候，夏桀下令拘禁了成汤，将其拘押在了王畿之地的夏台。
夏桀为什么要拘押成汤？为什么不久又放了成汤？
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切实的真相了。合理推断，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肯定的：一则，成汤族群一定有扩大势力，并且威胁到夏王室的“叛”的迹象；二则，成汤族群虽然尚未公开向夏王室挑战，但夏桀顾忌商人实力，不好悍然诛杀这一方特大族群的首领，只好借故囚禁；三则，成汤已经有了天下声望，夏桀不好公然诛杀；加之商人族群全力营救，周旋得力，夏桀有所迷惑，最终释放了成汤。总归是，成汤成功地逃脱了这次困厄，开始了扩张实力的种种活动。
成汤的天下声望从何而来？有多大？
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猎鸟者张开大网，对天高喊：“自天下四方之鸟，皆入吾网！”恰遇成汤路过，一挥手说：“你想网尽天下之鸟吗？太过分了。”猎鸟者始而愣怔，继而愤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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