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4
数贵族的奢靡。所谓“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所谓“沉酗于酒”，所谓“俾昼作夜”，所谓“长夜之饮”，都是商人浓烈的酒风弥漫于市井宫室的历史印记。惟其如此，后来的周人政权与殷商遗民，才都将酒风弥漫看做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2）殷商时代的人才之盛
殷商时代的著名国王有：成汤、太甲、沃丁、太戊、盘庚、武丁。殷商时代的大政治家有：伊尹、傅说、伊陟、巫贤、祖已、商容、微子、比干、箕子等。《尚书·多士》记载：“遗殷多士！……俊民甸四方。”《尚书·酒诰》记载：“庶邦庶士。”凡此等等皆说明，相比于夏，殷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从大政治家出现的频率看，商代不仅仅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夏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西周时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第一个人才高峰期。从平民人才看，更是如此。出身庶民的庶士，在商代已经很多了。这是商代文明的综合发展成就在人口终端的最重大产出。
后来的周公曾经诚恳地说，“尔殷遗多士……肆尔多士……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周公的意思是说，你们殷商的人才多啊，成汤灭夏，以杰出人才治理四方“。
殷商时代的“庶士”，是庶民社会中能事之人的称谓。后来的春秋时期，这种“庶士”发展为最具活力的一个社会阶层，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历史跨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庶士”的活跃与滋生，在殷商时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与历史传统，对后来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破土而出，起到了精神引领的作用。
（3）殷商青铜器的宏大厚重神韵
大型铸造所产出的青铜器，是殷商时代对中国文明史打上的又一个深重印迹。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时期。自夏王国开始，早期青铜铸造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大禹治水之后铸造的九座大鼎，刻有各州的土地等级与贡赋数量，足见其精美宏大。应该说，九鼎在殷商时代还是存在的，它们与殷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品一起，构成了青铜时代最宏阔厚重的历史标识。
所谓青铜，是与早期红铜相对的一种金属锻铸品的称谓。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红铜精美宏大。所以，后人将它看做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生产力标志。
在世界文明史上，通常将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称为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器，宏大，简约，具有极高的美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不朽的标记。
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殷商政权灭亡了。
商王国的权力传承，古代史学家说法不一：一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一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在我们的文明基因中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精神因子。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都处处渗透着商文明激情澎湃的热血。如果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个自由奔放而又开阔厚重的时代，我们在后来很可能会被精密的单一农耕文明所窒息，春秋的社会松动与战国的文明爆炸，很可能也没有机会出现。
商文明的独特神韵，在于它以先天的商旅精神，同时包容了渔猎、畜牧、农耕、手工业等多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并存，构成了大商文明的风华特质。因此，后来的古典社会无论多么抑商，我们民族的古典工商业活动，也始终都没有丧失最起码的生存活力。
应该说，这是殷商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最为伟大而顽强的文明基因。
西周：礼治社会——精密的联邦制国家
冲击商殷文明的，是另一个农耕族群——周人。
周是三代早期国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代，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周人的早期农耕生存史
周人族群的先祖，本名叫作弃。后稷，是建功立业后获得的名号。
后稷的出生养成，如同成汤一样，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美丽神话。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近古时代，某首领一个叫做姜原的女儿漫游在山谷草地，突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足迹形深坑。姜原心喜，踏进了巨大的脚印坑。后来，姜原便生下了一个大婴儿。姜原将婴儿丢弃在简陋宫外的小巷里，牛马见而避之；姜原又将婴儿丢进了水渠冰面，一群飞鸟飞来覆盖。姜原大为惊讶，对天叩拜，抱回了婴儿，并给这个上天不弃的婴儿取了一个相反的名字——弃。
从实际情形来说，周人是一个生成于久远时期的特大族群。《史记·周本纪》云：“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国语·周语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生后稷。”
可以明确的是，在舜帝时期，后稷族群已经是以农耕活动闻名的特大族群之一了。无论是《五帝本纪》，还是《夏本纪》、《周本纪》，司马迁对周人先祖的作为记载，都是从远古治水时代开始的。《山海经》等文献，对周人参与治水的远古活动也有记载。尽管有专家举出了《国语·周语下》的一则记载，说自后稷至周文王只传了15代，怀疑周人族群的近古活动是否真实。但依据更多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仍然有理由认定，周人的近古足迹是真实的。
周人的近古活动，至少在两方面是明确的：其一，周人族群参与了以大禹族群为轴心的天下治水，并在其中起到了种植谷物与后勤援助的重要作用。其二，周人先祖精于种植，好耕农，民皆法则之。为此，舜帝曾举荐弃为农师，教民耕作，天下得其利，有功。又因农耕之功，舜帝封周族于邰地，赐姓姬氏，同时，赐弃以后稷名号。后稷是什么意思？后者，帝也，王也。后稷名号，应该就是农耕之王了。
也就是说，在近古时代，周人已经是天下最杰出的农耕大族群了。
周人在夏商两代的历史，是艰难选择生存空间的历史。《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奔戎狄之间。”《诗经·大雅·公刘》的说法是：“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诗经·緜》描述是：“周原膴膴，筑室于兹。”
这条线索不甚细致，也不甚精确，但关键的转折点是清楚的——夏代初中期，周人族领担任农官，周族大约在晋南或中原地区从事农耕。
夏代末期，周人族领不窋弃官去职，率领族人迁徙到西部戎狄地区去了。
大约在商代初期，族领公刘又率领周人东迁，迁徙到了豳地定居。豳在关中西北今彬县、旬邑一带，在豳地，周人力事农耕，开始兴旺了。《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
这时的周人，创立了粗线条的政权，营建了新的国都，有了三支小型武装，大体具备了小型自治诸侯国的框架。公刘死后，继任的庆节立即宣布立国，自立为诸侯国政权。这就是《周本纪》所说的“国于豳”。请注意，“国于豳”之意，说的是以豳为国，都城叫做豳，国名也叫做豳。也就是说，这时还没有“周”这个名号。从权力源头说，此时正在夏末商初，这个豳国，不会是夏桀或商汤封立的诸侯国，而是自立自强自我生成的一个政权。
大约在商代中期，族领古公亶父又率领周人，由豳地向西南迁徙，在渭水流域相对肥沃平坦的关中西部“岐下”地带定居下来。岐下者，岐山之南也。应该留意的是：岐下的这片丰饶土地，当时叫做“周原”。周者，山水环绕也；周原者，山水环绕之地也。《诗经》所唱的“周原膴膴”，就是赞美周原山水环绕的肥美气象的诗句。因了周原肥美，新迁徙到这里的豳国族群，就将自己的国名改了，称作“周”。
周之为周，自此始矣！
这时的周国，仍然不是商王国正式分封的诸侯，而是自发建立又自发升级的西部小诸侯国。这说明，在交通闭塞的早期国家时代，新建立的商王国的控制范围还没有达到这一区域。这一时期，周人开垦荒地，大兴农耕，营建新的宗庙宫室，开始了真正的勃兴。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周人只大举迁徙了三次。考虑到由豳地到周原的迁徙，实际只是轴心部族的迁徙，是居住地域的拓展，豳地后来还是周人地域，那么，周人实际上只迁徙了两次。在近古大族群中，这种几乎扎根不动的生存状态是极其罕见的。与商人族群的大迁徙频率相比，周人的文明特质与商人无疑是相反的趋势。
周人的这一特质，就是以土地为生存根本的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传统。
早期周人对待周边戎狄族群的侵掠，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感化方式。《史记·周本纪》记载：在古公亶父时期，每遇戎狄兵民呼啸而来，周人便将载满粮食衣物的牛车送给戎狄人。戎狄劫掠有成，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周人土地的要求。周人愤怒，纷纷请战。古公亶父却制止了民众抵抗，说了一番大大出乎常理的话，大意是：民众拥立国君，国君就要为民众谋利。戎狄攻战，无非要夺我土地民众；民众在我，在戎狄，有何区别？民众若因为我这个国君而战，杀人父子而自称君子，我不忍为也！此后，古公亶父便率领自己的直系部族迁徙到了岐下，将自己部族的土地留给了戎狄人。神奇的是，此后不久，留下不愿迁徙的豳国男女老幼也一齐追来了，四面戎狄也纷纷来归顺了。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则，此举揭示了周人由豳地南迁周原的真实原因，是为了感化戎狄而自觉离开豳地的。二则，它表现了早期周人对戎狄关系的特异政策——既德化戎狄，又革除戎狄习俗。所谓德化的实际含义，已经很清楚：不防卫，不开战，不惜让出土地，让出人口，而与戎狄和平共处。
这种几乎是饲虎以肉的德化，在今人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那个近古时代，却不能简单否定这种德化政策的存在。因为，从更为古老的五帝时代开始，中国族群的社会实践中就有了一种久远的德治感化传统。只要是被公认为圣王贤哲的领袖，无论他们如何使用了暴力革命，同时都有一长串德化治民的举措。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在世俗法治还远不成熟、在资源空间还远远超过社会需求的近古时代，这种以宽容忍让为特质的德治感化，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补充方式。历经了夏代以禹刑为根基的国家治理、商代社会的汤刑实践、商代末期纣王的酷刑烈法，到了周人的古公亶父时期，德治感化方式又能重新抬头，这是文明历史上必然的逆反自治现象。
这种逆反自治，在后来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是值得深思的。
古公亶父时期的另一举措，是革除戎狄习俗。据《史记》正义考据，所谓革除，主要是改变戎狄人举族、举家共居一室的生活方式，要求融入周人的戎狄人也要建造城邑，建造固定村落，在各家依照辈次、夫妇分开居住。
自近古时期，以至早期国家社会，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或者半农半牧的族群，几乎都是不分辈次、不分男女长幼，甚或不分家族的群居、合居的生活方式。对这种生活方式第一次自觉提出革新的，是周人，是周人的早期领袖古公亶父。周人是与生俱来的农耕族群，定居一地而分家劳作，是其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只有周人具有革除落后的群居、合居习俗的社会需求。这种生活方式、民众习俗的文明革新，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中国的西部族群才普遍彻底地告别了落后的群居、合居方式。
德化戎狄，同时又革除戎狄落后群居习俗的政策，说明周人已经开始树立起了独特的文明理念，并已经具备了以和平方式融合落后文明的自觉性。后来，周人的这种文明意识愈加清醒自觉，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文明大创造。
因其文明功绩，这个古公亶父，被后世周人追尊为周太王。
2.周人与商王国的历史对抗
周人自立建政，历经数百年发展，在商代后期终于进入了商王武乙的视野。
很快，周人的自立梦幻便随着首领季历的被杀，残酷地破灭了。
季历，是古公亶父的第三个儿子，是商代末期周人的一代雄武首领。季历继承周人族群的政权后，立即自觉朝拜了商王武乙。
这一臣服举措，背后的历史逻辑是这样的：西部的戎狄经常侵扰中原，商王室从对西部戎狄的军事准备中得知了周人的崛起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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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贵族的奢靡。所谓“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所谓“沉酗于酒”，所谓“俾昼作夜”，所谓“长夜之饮”，都是商人浓烈的酒风弥漫于市井宫室的历史印记。惟其如此，后来的周人政权与殷商遗民，才都将酒风弥漫看做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2）殷商时代的人才之盛
殷商时代的著名国王有：成汤、太甲、沃丁、太戊、盘庚、武丁。殷商时代的大政治家有：伊尹、傅说、伊陟、巫贤、祖已、商容、微子、比干、箕子等。《尚书·多士》记载：“遗殷多士！……俊民甸四方。”《尚书·酒诰》记载：“庶邦庶士。”凡此等等皆说明，相比于夏，殷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从大政治家出现的频率看，商代不仅仅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夏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西周时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第一个人才高峰期。从平民人才看，更是如此。出身庶民的庶士，在商代已经很多了。这是商代文明的综合发展成就在人口终端的最重大产出。
后来的周公曾经诚恳地说，“尔殷遗多士……肆尔多士……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周公的意思是说，你们殷商的人才多啊，成汤灭夏，以杰出人才治理四方“。
殷商时代的“庶士”，是庶民社会中能事之人的称谓。后来的春秋时期，这种“庶士”发展为最具活力的一个社会阶层，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历史跨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庶士”的活跃与滋生，在殷商时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与历史传统，对后来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破土而出，起到了精神引领的作用。
（3）殷商青铜器的宏大厚重神韵
大型铸造所产出的青铜器，是殷商时代对中国文明史打上的又一个深重印迹。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时期。自夏王国开始，早期青铜铸造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大禹治水之后铸造的九座大鼎，刻有各州的土地等级与贡赋数量，足见其精美宏大。应该说，九鼎在殷商时代还是存在的，它们与殷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品一起，构成了青铜时代最宏阔厚重的历史标识。
所谓青铜，是与早期红铜相对的一种金属锻铸品的称谓。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红铜精美宏大。所以，后人将它看做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生产力标志。
在世界文明史上，通常将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称为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器，宏大，简约，具有极高的美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不朽的标记。
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殷商政权灭亡了。
商王国的权力传承，古代史学家说法不一：一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一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在我们的文明基因中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精神因子。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都处处渗透着商文明激情澎湃的热血。如果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个自由奔放而又开阔厚重的时代，我们在后来很可能会被精密的单一农耕文明所窒息，春秋的社会松动与战国的文明爆炸，很可能也没有机会出现。
商文明的独特神韵，在于它以先天的商旅精神，同时包容了渔猎、畜牧、农耕、手工业等多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并存，构成了大商文明的风华特质。因此，后来的古典社会无论多么抑商，我们民族的古典工商业活动，也始终都没有丧失最起码的生存活力。
应该说，这是殷商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最为伟大而顽强的文明基因。
西周：礼治社会——精密的联邦制国家
冲击商殷文明的，是另一个农耕族群——周人。
周是三代早期国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代，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周人的早期农耕生存史
周人族群的先祖，本名叫作弃。后稷，是建功立业后获得的名号。
后稷的出生养成，如同成汤一样，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美丽神话。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近古时代，某首领一个叫做姜原的女儿漫游在山谷草地，突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足迹形深坑。姜原心喜，踏进了巨大的脚印坑。后来，姜原便生下了一个大婴儿。姜原将婴儿丢弃在简陋宫外的小巷里，牛马见而避之；姜原又将婴儿丢进了水渠冰面，一群飞鸟飞来覆盖。姜原大为惊讶，对天叩拜，抱回了婴儿，并给这个上天不弃的婴儿取了一个相反的名字——弃。
从实际情形来说，周人是一个生成于久远时期的特大族群。《史记·周本纪》云：“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国语·周语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生后稷。”
可以明确的是，在舜帝时期，后稷族群已经是以农耕活动闻名的特大族群之一了。无论是《五帝本纪》，还是《夏本纪》、《周本纪》，司马迁对周人先祖的作为记载，都是从远古治水时代开始的。《山海经》等文献，对周人参与治水的远古活动也有记载。尽管有专家举出了《国语·周语下》的一则记载，说自后稷至周文王只传了15代，怀疑周人族群的近古活动是否真实。但依据更多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仍然有理由认定，周人的近古足迹是真实的。
周人的近古活动，至少在两方面是明确的：其一，周人族群参与了以大禹族群为轴心的天下治水，并在其中起到了种植谷物与后勤援助的重要作用。其二，周人先祖精于种植，好耕农，民皆法则之。为此，舜帝曾举荐弃为农师，教民耕作，天下得其利，有功。又因农耕之功，舜帝封周族于邰地，赐姓姬氏，同时，赐弃以后稷名号。后稷是什么意思？后者，帝也，王也。后稷名号，应该就是农耕之王了。
也就是说，在近古时代，周人已经是天下最杰出的农耕大族群了。
周人在夏商两代的历史，是艰难选择生存空间的历史。《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奔戎狄之间。”《诗经·大雅·公刘》的说法是：“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诗经·緜》描述是：“周原膴膴，筑室于兹。”
这条线索不甚细致，也不甚精确，但关键的转折点是清楚的——夏代初中期，周人族领担任农官，周族大约在晋南或中原地区从事农耕。
夏代末期，周人族领不窋弃官去职，率领族人迁徙到西部戎狄地区去了。
大约在商代初期，族领公刘又率领周人东迁，迁徙到了豳地定居。豳在关中西北今彬县、旬邑一带，在豳地，周人力事农耕，开始兴旺了。《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
这时的周人，创立了粗线条的政权，营建了新的国都，有了三支小型武装，大体具备了小型自治诸侯国的框架。公刘死后，继任的庆节立即宣布立国，自立为诸侯国政权。这就是《周本纪》所说的“国于豳”。请注意，“国于豳”之意，说的是以豳为国，都城叫做豳，国名也叫做豳。也就是说，这时还没有“周”这个名号。从权力源头说，此时正在夏末商初，这个豳国，不会是夏桀或商汤封立的诸侯国，而是自立自强自我生成的一个政权。
大约在商代中期，族领古公亶父又率领周人，由豳地向西南迁徙，在渭水流域相对肥沃平坦的关中西部“岐下”地带定居下来。岐下者，岐山之南也。应该留意的是：岐下的这片丰饶土地，当时叫做“周原”。周者，山水环绕也；周原者，山水环绕之地也。《诗经》所唱的“周原膴膴”，就是赞美周原山水环绕的肥美气象的诗句。因了周原肥美，新迁徙到这里的豳国族群，就将自己的国名改了，称作“周”。
周之为周，自此始矣！
这时的周国，仍然不是商王国正式分封的诸侯，而是自发建立又自发升级的西部小诸侯国。这说明，在交通闭塞的早期国家时代，新建立的商王国的控制范围还没有达到这一区域。这一时期，周人开垦荒地，大兴农耕，营建新的宗庙宫室，开始了真正的勃兴。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周人只大举迁徙了三次。考虑到由豳地到周原的迁徙，实际只是轴心部族的迁徙，是居住地域的拓展，豳地后来还是周人地域，那么，周人实际上只迁徙了两次。在近古大族群中，这种几乎扎根不动的生存状态是极其罕见的。与商人族群的大迁徙频率相比，周人的文明特质与商人无疑是相反的趋势。
周人的这一特质，就是以土地为生存根本的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传统。
早期周人对待周边戎狄族群的侵掠，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感化方式。《史记·周本纪》记载：在古公亶父时期，每遇戎狄兵民呼啸而来，周人便将载满粮食衣物的牛车送给戎狄人。戎狄劫掠有成，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周人土地的要求。周人愤怒，纷纷请战。古公亶父却制止了民众抵抗，说了一番大大出乎常理的话，大意是：民众拥立国君，国君就要为民众谋利。戎狄攻战，无非要夺我土地民众；民众在我，在戎狄，有何区别？民众若因为我这个国君而战，杀人父子而自称君子，我不忍为也！此后，古公亶父便率领自己的直系部族迁徙到了岐下，将自己部族的土地留给了戎狄人。神奇的是，此后不久，留下不愿迁徙的豳国男女老幼也一齐追来了，四面戎狄也纷纷来归顺了。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则，此举揭示了周人由豳地南迁周原的真实原因，是为了感化戎狄而自觉离开豳地的。二则，它表现了早期周人对戎狄关系的特异政策——既德化戎狄，又革除戎狄习俗。所谓德化的实际含义，已经很清楚：不防卫，不开战，不惜让出土地，让出人口，而与戎狄和平共处。
这种几乎是饲虎以肉的德化，在今人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那个近古时代，却不能简单否定这种德化政策的存在。因为，从更为古老的五帝时代开始，中国族群的社会实践中就有了一种久远的德治感化传统。只要是被公认为圣王贤哲的领袖，无论他们如何使用了暴力革命，同时都有一长串德化治民的举措。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在世俗法治还远不成熟、在资源空间还远远超过社会需求的近古时代，这种以宽容忍让为特质的德治感化，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补充方式。历经了夏代以禹刑为根基的国家治理、商代社会的汤刑实践、商代末期纣王的酷刑烈法，到了周人的古公亶父时期，德治感化方式又能重新抬头，这是文明历史上必然的逆反自治现象。
这种逆反自治，在后来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是值得深思的。
古公亶父时期的另一举措，是革除戎狄习俗。据《史记》正义考据，所谓革除，主要是改变戎狄人举族、举家共居一室的生活方式，要求融入周人的戎狄人也要建造城邑，建造固定村落，在各家依照辈次、夫妇分开居住。
自近古时期，以至早期国家社会，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或者半农半牧的族群，几乎都是不分辈次、不分男女长幼，甚或不分家族的群居、合居的生活方式。对这种生活方式第一次自觉提出革新的，是周人，是周人的早期领袖古公亶父。周人是与生俱来的农耕族群，定居一地而分家劳作，是其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只有周人具有革除落后的群居、合居习俗的社会需求。这种生活方式、民众习俗的文明革新，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中国的西部族群才普遍彻底地告别了落后的群居、合居方式。
德化戎狄，同时又革除戎狄落后群居习俗的政策，说明周人已经开始树立起了独特的文明理念，并已经具备了以和平方式融合落后文明的自觉性。后来，周人的这种文明意识愈加清醒自觉，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文明大创造。
因其文明功绩，这个古公亶父，被后世周人追尊为周太王。
2.周人与商王国的历史对抗
周人自立建政，历经数百年发展，在商代后期终于进入了商王武乙的视野。
很快，周人的自立梦幻便随着首领季历的被杀，残酷地破灭了。
季历，是古公亶父的第三个儿子，是商代末期周人的一代雄武首领。季历继承周人族群的政权后，立即自觉朝拜了商王武乙。
这一臣服举措，背后的历史逻辑是这样的：西部的戎狄经常侵扰中原，商王室从对西部戎狄的军事准备中得知了周人的崛起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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