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27
/> 及至周幽王晚期，镐京之乱突发，王室仅有的些许兵力，也在护卫周幽王的出逃之战中被全部摧毁了。于是，名义上拥有最雄厚兵力的周王室，几乎完全没有了自救的力量，只有求救于诸侯国，与尚不是诸侯的秦人武装。及至周平王东迁初期，与齐、鲁、晋、楚、秦、郑、宋、卫几个大诸侯国相比，周王室几乎沦落为财力最薄、军力最弱的权力单元了。除了天子的名义权力，此时的周王室，已经没有了对天下“赏功罚过”的起码实力了。
权力关系的演变，永远以实力为根基。这是永恒的历史法则。
政治生活的求变潮流，首先源自人变，即社会各阶层的新分化与新组合。
西周社会的特质，是社会等级制森严有序，基本上是人的血统决定一切。那时候，社会等级的大框架是：天子（王族）——诸侯国君并中央大臣的贵族阶层（五等）——卿大夫阶层——士阶层——国人阶层——奴隶阶层。在每个社会阶层之中，又有等级高下之分，除非极为特殊的功勋，均不能突破礼制规定的社会等级。相比于夏商两代，西周社会等级制的森严与成熟，已经达到了联邦制国体下的巅峰状态。这种森严有序的社会等级制，一方面维护了王权制的稳定，一方面也使社会变得僵化窒息。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以西周王权的政治大危机为转折，以王室东迁洛阳为起点，以上述种种基础性的社会变化为根基，春秋社会的森严等级制很快便松动了。
等级制的松动，首先表现为各阶层在权力突破与利益突破中出现的人才需求。
第一层面，最高层贵族中被分封的新诸侯不满现状，寻求更广阔的利益出路，引发了对人才力量的新需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周最后一个分封在关中王畿的诸侯，郑桓公姬友。他为了谋求更大出路，曾在周幽王时期求教于周王室史官史伯，请史伯分析天下形势并指点出路。之后，郑桓公遵照史伯指点，将郑国迁到了中原的郐国与虢国之间的荒芜之地。其间，下层能才祭仲、考叔、高渠弥、祝聃等皆来效力，一时成为郑国名臣。后来，郑桓公在镐京陷落时保护周幽王出逃而战死。其子郑武公立即在周平王东迁后的第二年和第四年，分别吞并了郐国、虢国，为新郑国崛起为春秋初期的霸主奠定了根基。
第二层面，诸侯国的新兴贵族为了扩张势力，率先激赏有功平民做官，打破了僵化的等级制。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晋国末期的卿大夫赵鞅，为了拓展势力，在与郑国作战中明确号令悬赏：“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方，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第三层面，卿大夫阶层为了更多利益，有见识者纷纷选择新出路，并争取社会人才的归附。譬如陈国贵族陈完，眼见在陈国没有出路，便迁到了齐国，并改姓为田氏，在一批下层出身的杰出人才的辅助下渐渐崛起。后来，终于取代了齐国的姜氏政权。
第四层面，在社会各种势力集团对各种人才强烈需求的历史条件下，士人阶层纷纷争取出路，迅速成长为文、武、医、工、水、农等诸多实用领域的人才，进而迸发出耀眼的社会光华。
士，本来是西周贵族社会的最下层，分为上、中、下三等士子，以实用领域的技能者与格斗技能者居多。同时，“士”又是军队下层军官的爵位称号。在王权衰落而权力格局趋于多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人才需求大大刺激了“士”阶层的迅速壮大，以及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全面开花。
贵族阶层的沦落者加入了士阶层，平民群体的才俊者也跃升到士阶层，甚至最底层的奴隶阶层也因为特殊的才能与功劳，同样可以跃升到士阶层。如此，他们迅速在各个领域伸展开来。有成就的杰出士人，还开创了传播学问的私学方式，吸引了大批贫寒庶人归附这些学问大师，使诸多学问与技能开始走向民间，并有了前所未有的一定程度的社会普及。整个春秋之世，士人阶层的爆炸性成长，成为整个时代最耀眼的精神旗帜。
士阶层的骚动，是社会政治变化的核心因子。
在《史记·礼书》中，记载了一则这样的故事：孔子发现，自己的学生子夏在听讲书时常常魂不守舍。孔子着意观察，发现子夏经常匆匆出馆，游走街市，回来便如此。孔子遂问其缘故。子夏坦率地说：“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不能自决！”众弟子们一片愕然，孔子则摇头叹息。
《史记》记载这个故事的实际意思，是说当时天下的变化之大，连子夏这样的贤者都不能评判高下正误了，都要“心战”了，何况普通的民众。客观地说，春秋社会的种种大变化，实际撕裂着既定的价值评判体系。在保守的旧贵族看来，春秋社会的风华繁盛、商旅奢靡、道德下滑，以及种种上下错乱与是非颠倒的现象，已经是洪水般弥漫了。这种大变化，是社会沉沦，是王道大坏，是应该被纠正的，社会应该回归到井然有序的王道礼治状态。
但是，反映在《诗经》及其他文献中的社会心声，却是另一番景象。将那时的社会性描述最简单地汇集起来，是这样一幅历史景象：“烨烨雷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也就是说，在社会民众与一部分有识之士看来，这是一个风雨雷电的时代，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江河沸腾，高山崩塌，低洼崛起，一切都呈现出新的迹象。旧有的庄严神圣正在沉陷，新兴势力与新的生活方式正在蓬勃生长。王道衰微了，礼制崩溃了，乐制败坏了，卑贱的瓦罐也雷鸣般吼啸起来了！显然，这是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态，是一种融入并且促进社会变化的心态，与旧贵族的评判是大相径庭的。
对于春秋时代的政治变化，《史记》的篇章是这样概括的。《礼书》云：“礼废乐坏，大小相逾。……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乐书》云：“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封禅书》云：“礼乐废，诸侯恣行。”
上述评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旧的礼制等级完全错乱了，上下都以破坏规矩为常事。遵礼守正的人，经常被人瞧不起，甚或遭受嘲笑侮辱；狂妄大胆、破坏规矩、风华奢靡的卑贱人物，反而变得显贵尊荣了。在意识形态变化方面，王道礼治衰微残缺了，风华奢靡的音乐弥漫了，思想领域完全混乱了，无论是诸侯还是世族，都在争相炫耀靡靡之音，看谁更糜烂。这种沉沦之风一直延续到战国，各国非但没有醒悟，反倒越陷越深，终于丧身灭宗，被秦国灭了。
有寻求政治变化的潮流，便有反对变化的保守潮流。春秋时代也是这样。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当时，孔子在鲁国刚刚行使相权，代理主持鲁国政务。孔子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齐鲁夹谷会盟”。孔子力主文事必有武备，以森严阵势对付齐国，所以，鲁国出席会盟的力量与气势很盛。可是在会盟之间，孔子发难于齐国的，并不是两国邦交，而是齐国的两场歌舞。第一场是军士歌舞，被孔子严厉斥责为“夷狄之乐”，齐国不情愿地撤销了。第二场是宫中乐舞，又被孔子严厉斥责为“优娼侏儒，营惑诸侯”，动用鲁国武力，当场将齐国歌舞者斩断了手足。这则历史小品，最为形象地透视了春秋时代的政治风貌变化。
当时的齐国，风气率先大开，宫廷乐舞既受东方夷狄族群之感染，又受都会市井民俗变化之感染，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变化比较显著的诸侯国。两国会盟，齐国君臣们显然将自己的新歌舞当做了时尚，既炫耀于鲁国，又取悦于鲁国，合盘端了出来。不想，却遇上了最为强硬的王道礼治派，碰了一个再生硬不过的钉子。
这说明，春秋时代的政治求变潮流很强大，反对政治变化的潮流也很强大。
求变的潮流，滋生于广阔的社会土壤。上至庙堂，下至井社，所有的社会阶层几乎都对现状不满，都在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具体变化，最终汇成普及全社会的时代大潮。具体地说，各个阶层求变的方式、求变的内容、求变的目标，各有不同，有的甚至相差很大。但是，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变化，都觉得不能再生活在旧礼治的窒息框架下了，这个世道必须改变活法了。这是一致的。
反对变化的主要力量，则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老贵族阶层，以及在精神上自觉追奉王道礼治的某些社会保守力量。求变精神催生的社会变化潮流，与王道理念撑持下的社会保守力量普遍碰撞，激荡起春秋时代广阔的、全方位的社会波澜。这一广阔而长期的交锋波澜，使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渐渐发生着一种质的变化、质的提升。
这就是春秋时代以政治变化为轴心的开端气象——万物聚变，六合激荡，社会多元，主流不振，礼废乐坏，瓦釜雷鸣。
普遍的共振，必然产生普遍的突破。
让我们走进那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看看中国文明的新芽是如何破土而出的。
小国争霸：政治变革之发端
1.春秋政治变革的历史阶段
在国家时代，政治文明的变革是社会进步潮流的轴心。
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与政治变革，是逐步发展、不断深入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一直延续了将近三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汤武革命”的暴力政治传统，以和平变革的方式所实现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所谓和平变革，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战争，而是说当时各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变革，以及对最高王权所采取的政治行为，都是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为主要方面的。
从总体上看，春秋时代和平变革的历史形式，大体上是这样一幅图景：部分有为的诸侯国以自身的变革、利益的扩张，以及在相互战争中争夺天下影响力与领导权的形式，不断削弱着王权，改变着社会利益格局，使整个社会文明不断向新的形态迈进。
托名黄帝的古典文献《阴符经》，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对这种以政治变革为轴心的全面社会变革给予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概括：“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这一论断的实质含义是：若天道人心皆思变革，那么一切方面的变革就会会聚成天地翻覆的大潮，具有坚实的社会根基，会不可阻挡地前进。
生活在春秋社会的孔子，曾概括了当时政治变革的典型特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历史实践看，春秋政治变革的最重要方面也正在这三个基本点上：第一，诸侯国取代了天子的“礼乐征伐”大权。第二，大夫们夺取了诸侯国君的政事权。第三，庶人们普遍获得了对国家政治的议论权。从历史时序看，春秋大变革的发展，历经了解冻、序幕与各国争霸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东周前五十年，王权无为，放任诸侯国自行扩张，是天下生变的序幕。
之后四十余年。诸侯扩张普遍化，中心地域的小诸侯开始争夺霸权，是为第一阶段。
之后百余年，大国在变革中崛起，争夺主导天下的大国霸业，是为第二阶段。
春秋后期数十年，南方吴、越崛起，大国霸业文明进入尾声，是为第三阶段。
2.东周王权的无为状态
中原诸侯国自行其是的利益扩张，是春秋政治变革的序幕。
周平王东迁洛阳的第二年（769年），发生了一件在礼治时代不可思议的怪事：新诸侯郑国，不奉王命，擅自以武力吞并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郐国。依据周礼规范，诸侯“擅自征伐”是最大的罪行，天子必须得出动王师问罪，以维护正常的权力格局。此所谓“大刑用甲兵，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必然地，天下诸侯屏息以待，要看看新天子如何展示实力，惩罚这个对新王权秩序作出挑战的叛逆者？
可是，这一次，洛阳新王室的表现比叛逆者还要不可思议。周平王居然一直沉默，非但一直没有动用武力讨伐郑国，而且连一道通报批评的文件也没有！总之是，好像天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天下诸侯们愕然了。没有人解释王室的行为动机，也没有人质询王室的聋哑原因。总归是，诸侯们愕然之后迅速释然，大大松了一口气，纷纷开始了试探性地扩张。
从此，“政由方伯”的局面，很快开始了无可遏制地蔓延。
周平王四年，郑国又吞灭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小诸侯——东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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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的演变，永远以实力为根基。这是永恒的历史法则。
政治生活的求变潮流，首先源自人变，即社会各阶层的新分化与新组合。
西周社会的特质，是社会等级制森严有序，基本上是人的血统决定一切。那时候，社会等级的大框架是：天子（王族）——诸侯国君并中央大臣的贵族阶层（五等）——卿大夫阶层——士阶层——国人阶层——奴隶阶层。在每个社会阶层之中，又有等级高下之分，除非极为特殊的功勋，均不能突破礼制规定的社会等级。相比于夏商两代，西周社会等级制的森严与成熟，已经达到了联邦制国体下的巅峰状态。这种森严有序的社会等级制，一方面维护了王权制的稳定，一方面也使社会变得僵化窒息。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以西周王权的政治大危机为转折，以王室东迁洛阳为起点，以上述种种基础性的社会变化为根基，春秋社会的森严等级制很快便松动了。
等级制的松动，首先表现为各阶层在权力突破与利益突破中出现的人才需求。
第一层面，最高层贵族中被分封的新诸侯不满现状，寻求更广阔的利益出路，引发了对人才力量的新需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周最后一个分封在关中王畿的诸侯，郑桓公姬友。他为了谋求更大出路，曾在周幽王时期求教于周王室史官史伯，请史伯分析天下形势并指点出路。之后，郑桓公遵照史伯指点，将郑国迁到了中原的郐国与虢国之间的荒芜之地。其间，下层能才祭仲、考叔、高渠弥、祝聃等皆来效力，一时成为郑国名臣。后来，郑桓公在镐京陷落时保护周幽王出逃而战死。其子郑武公立即在周平王东迁后的第二年和第四年，分别吞并了郐国、虢国，为新郑国崛起为春秋初期的霸主奠定了根基。
第二层面，诸侯国的新兴贵族为了扩张势力，率先激赏有功平民做官，打破了僵化的等级制。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晋国末期的卿大夫赵鞅，为了拓展势力，在与郑国作战中明确号令悬赏：“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方，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第三层面，卿大夫阶层为了更多利益，有见识者纷纷选择新出路，并争取社会人才的归附。譬如陈国贵族陈完，眼见在陈国没有出路，便迁到了齐国，并改姓为田氏，在一批下层出身的杰出人才的辅助下渐渐崛起。后来，终于取代了齐国的姜氏政权。
第四层面，在社会各种势力集团对各种人才强烈需求的历史条件下，士人阶层纷纷争取出路，迅速成长为文、武、医、工、水、农等诸多实用领域的人才，进而迸发出耀眼的社会光华。
士，本来是西周贵族社会的最下层，分为上、中、下三等士子，以实用领域的技能者与格斗技能者居多。同时，“士”又是军队下层军官的爵位称号。在王权衰落而权力格局趋于多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人才需求大大刺激了“士”阶层的迅速壮大，以及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全面开花。
贵族阶层的沦落者加入了士阶层，平民群体的才俊者也跃升到士阶层，甚至最底层的奴隶阶层也因为特殊的才能与功劳，同样可以跃升到士阶层。如此，他们迅速在各个领域伸展开来。有成就的杰出士人，还开创了传播学问的私学方式，吸引了大批贫寒庶人归附这些学问大师，使诸多学问与技能开始走向民间，并有了前所未有的一定程度的社会普及。整个春秋之世，士人阶层的爆炸性成长，成为整个时代最耀眼的精神旗帜。
士阶层的骚动，是社会政治变化的核心因子。
在《史记·礼书》中，记载了一则这样的故事：孔子发现，自己的学生子夏在听讲书时常常魂不守舍。孔子着意观察，发现子夏经常匆匆出馆，游走街市，回来便如此。孔子遂问其缘故。子夏坦率地说：“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不能自决！”众弟子们一片愕然，孔子则摇头叹息。
《史记》记载这个故事的实际意思，是说当时天下的变化之大，连子夏这样的贤者都不能评判高下正误了，都要“心战”了，何况普通的民众。客观地说，春秋社会的种种大变化，实际撕裂着既定的价值评判体系。在保守的旧贵族看来，春秋社会的风华繁盛、商旅奢靡、道德下滑，以及种种上下错乱与是非颠倒的现象，已经是洪水般弥漫了。这种大变化，是社会沉沦，是王道大坏，是应该被纠正的，社会应该回归到井然有序的王道礼治状态。
但是，反映在《诗经》及其他文献中的社会心声，却是另一番景象。将那时的社会性描述最简单地汇集起来，是这样一幅历史景象：“烨烨雷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也就是说，在社会民众与一部分有识之士看来，这是一个风雨雷电的时代，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江河沸腾，高山崩塌，低洼崛起，一切都呈现出新的迹象。旧有的庄严神圣正在沉陷，新兴势力与新的生活方式正在蓬勃生长。王道衰微了，礼制崩溃了，乐制败坏了，卑贱的瓦罐也雷鸣般吼啸起来了！显然，这是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态，是一种融入并且促进社会变化的心态，与旧贵族的评判是大相径庭的。
对于春秋时代的政治变化，《史记》的篇章是这样概括的。《礼书》云：“礼废乐坏，大小相逾。……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乐书》云：“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封禅书》云：“礼乐废，诸侯恣行。”
上述评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旧的礼制等级完全错乱了，上下都以破坏规矩为常事。遵礼守正的人，经常被人瞧不起，甚或遭受嘲笑侮辱；狂妄大胆、破坏规矩、风华奢靡的卑贱人物，反而变得显贵尊荣了。在意识形态变化方面，王道礼治衰微残缺了，风华奢靡的音乐弥漫了，思想领域完全混乱了，无论是诸侯还是世族，都在争相炫耀靡靡之音，看谁更糜烂。这种沉沦之风一直延续到战国，各国非但没有醒悟，反倒越陷越深，终于丧身灭宗，被秦国灭了。
有寻求政治变化的潮流，便有反对变化的保守潮流。春秋时代也是这样。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当时，孔子在鲁国刚刚行使相权，代理主持鲁国政务。孔子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齐鲁夹谷会盟”。孔子力主文事必有武备，以森严阵势对付齐国，所以，鲁国出席会盟的力量与气势很盛。可是在会盟之间，孔子发难于齐国的，并不是两国邦交，而是齐国的两场歌舞。第一场是军士歌舞，被孔子严厉斥责为“夷狄之乐”，齐国不情愿地撤销了。第二场是宫中乐舞，又被孔子严厉斥责为“优娼侏儒，营惑诸侯”，动用鲁国武力，当场将齐国歌舞者斩断了手足。这则历史小品，最为形象地透视了春秋时代的政治风貌变化。
当时的齐国，风气率先大开，宫廷乐舞既受东方夷狄族群之感染，又受都会市井民俗变化之感染，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变化比较显著的诸侯国。两国会盟，齐国君臣们显然将自己的新歌舞当做了时尚，既炫耀于鲁国，又取悦于鲁国，合盘端了出来。不想，却遇上了最为强硬的王道礼治派，碰了一个再生硬不过的钉子。
这说明，春秋时代的政治求变潮流很强大，反对政治变化的潮流也很强大。
求变的潮流，滋生于广阔的社会土壤。上至庙堂，下至井社，所有的社会阶层几乎都对现状不满，都在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具体变化，最终汇成普及全社会的时代大潮。具体地说，各个阶层求变的方式、求变的内容、求变的目标，各有不同，有的甚至相差很大。但是，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变化，都觉得不能再生活在旧礼治的窒息框架下了，这个世道必须改变活法了。这是一致的。
反对变化的主要力量，则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老贵族阶层，以及在精神上自觉追奉王道礼治的某些社会保守力量。求变精神催生的社会变化潮流，与王道理念撑持下的社会保守力量普遍碰撞，激荡起春秋时代广阔的、全方位的社会波澜。这一广阔而长期的交锋波澜，使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渐渐发生着一种质的变化、质的提升。
这就是春秋时代以政治变化为轴心的开端气象——万物聚变，六合激荡，社会多元，主流不振，礼废乐坏，瓦釜雷鸣。
普遍的共振，必然产生普遍的突破。
让我们走进那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看看中国文明的新芽是如何破土而出的。
小国争霸：政治变革之发端
1.春秋政治变革的历史阶段
在国家时代，政治文明的变革是社会进步潮流的轴心。
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与政治变革，是逐步发展、不断深入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一直延续了将近三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汤武革命”的暴力政治传统，以和平变革的方式所实现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所谓和平变革，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战争，而是说当时各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变革，以及对最高王权所采取的政治行为，都是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为主要方面的。
从总体上看，春秋时代和平变革的历史形式，大体上是这样一幅图景：部分有为的诸侯国以自身的变革、利益的扩张，以及在相互战争中争夺天下影响力与领导权的形式，不断削弱着王权，改变着社会利益格局，使整个社会文明不断向新的形态迈进。
托名黄帝的古典文献《阴符经》，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对这种以政治变革为轴心的全面社会变革给予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概括：“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这一论断的实质含义是：若天道人心皆思变革，那么一切方面的变革就会会聚成天地翻覆的大潮，具有坚实的社会根基，会不可阻挡地前进。
生活在春秋社会的孔子，曾概括了当时政治变革的典型特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历史实践看，春秋政治变革的最重要方面也正在这三个基本点上：第一，诸侯国取代了天子的“礼乐征伐”大权。第二，大夫们夺取了诸侯国君的政事权。第三，庶人们普遍获得了对国家政治的议论权。从历史时序看，春秋大变革的发展，历经了解冻、序幕与各国争霸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东周前五十年，王权无为，放任诸侯国自行扩张，是天下生变的序幕。
之后四十余年。诸侯扩张普遍化，中心地域的小诸侯开始争夺霸权，是为第一阶段。
之后百余年，大国在变革中崛起，争夺主导天下的大国霸业，是为第二阶段。
春秋后期数十年，南方吴、越崛起，大国霸业文明进入尾声，是为第三阶段。
2.东周王权的无为状态
中原诸侯国自行其是的利益扩张，是春秋政治变革的序幕。
周平王东迁洛阳的第二年（769年），发生了一件在礼治时代不可思议的怪事：新诸侯郑国，不奉王命，擅自以武力吞并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郐国。依据周礼规范，诸侯“擅自征伐”是最大的罪行，天子必须得出动王师问罪，以维护正常的权力格局。此所谓“大刑用甲兵，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必然地，天下诸侯屏息以待，要看看新天子如何展示实力，惩罚这个对新王权秩序作出挑战的叛逆者？
可是，这一次，洛阳新王室的表现比叛逆者还要不可思议。周平王居然一直沉默，非但一直没有动用武力讨伐郑国，而且连一道通报批评的文件也没有！总之是，好像天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天下诸侯们愕然了。没有人解释王室的行为动机，也没有人质询王室的聋哑原因。总归是，诸侯们愕然之后迅速释然，大大松了一口气，纷纷开始了试探性地扩张。
从此，“政由方伯”的局面，很快开始了无可遏制地蔓延。
周平王四年，郑国又吞灭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小诸侯——东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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