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0
曾经路经宋国。宋国的新势力大臣司马桓魋要杀孔子，逼得孔子换上老百姓衣服，匆匆离开了宋国。这件事，是宋国社会新思潮强烈涌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戴氏、乐氏集团都在自己的封地内，对民众推行与齐国田氏相差无几的新政，救济百姓，减轻赋税，一时颇得人心。
戴氏、乐氏新政之后，宋国的变化中心转向了权力争夺。先后当政的各大卿族集团之间，都曾经与公室权力展开了较量。在宋元公时期，戴氏首领华亥、华定联合向氏首领向宁，发动政变，向公室夺权，结果遭致失败。宋元公虽然战胜，却因此遭受到强大压力，谋求避居鲁国，结果走到半路就死去了。宋景公末期，宋国又发生政变：公子特攻杀太子，自立为君，是为宋昭公。自此之后，宋国出现了三大卿族——皇氏、乐氏、灵氏共同执政的局面，一直到进入战国。
宋国未能在春秋中后期发生蜕变，也未能进入战国序列，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新兴势力只看重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没有完成封地内的变革，缺乏雄厚的社会根基。这一点，与晋国的魏、赵、韩三大势力以及齐国的田氏集团，有着很大的差距。
其二，新兴势力的构成过于狭小，几乎全部是公室贵族集团，难以衍生出真正具有新政特质的政治势力。对此，《左传》有一句评价，“春秋之世，诸侯唯宋事其君。”这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群中，只有宋国公室还能掌控局面，得到卿族的尊重与支持。进入战国时代，戴氏集团终于夺取了宋国政权，其首领子罕自立为君主。
但是，宋国很快就被齐国吞灭了。
（2）卫国的政治动荡与变革
卫国的政治动荡开始得很早。周室刚刚东迁洛阳，卫国便连生内乱政变，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动荡信号。齐桓公称霸时期，曾几次帮助卫国平息内乱。到卫文公时期，卫国推行了“减赋平罪”的新政，也就是对平民减轻赋税，同时清理全国冤狱，以求司法公平。这是宋国第一次整合破碎的局面。
可是，这一新政很快就流产了，卫国又重新陷入了卫献公时期的政变与内乱。到春秋后期，卫国出现了执政的南氏集团新势力，盘踞封地自立，与公室抗衡。南氏集团挫败了卫出公取缔封邑的行动，逼卫出公外逃。而后，南氏集团拥立了新的君主，基本上控制了卫国。可是，卫国依然没有发生蜕变，没有进入新的战国序列。
卫国未能蜕变的原因，在于与周室王权体系的渊源太深，距离太近，其国又在中原腹心，几乎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激荡之中，无法保持相对广阔的回旋余地，因而也难以产生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势力。过于频繁而又没有任何新政追求的政治动乱，几乎打碎了这个中等诸侯国滋生任何新兴集团的可能。虽然，卫国在后来涌现出了诸如商鞅、吕不韦那样的大政治家，其政权形式也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末期。但是，由于卫国在春秋时代的阵痛变化缺乏实质内涵，所以始终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卫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深刻变革，都不能寄希望于单纯的政治折腾，而应该着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变革。也就是说，社会与国家的文明新生，绝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所能替代的。只有基础性的社会变革，才是文明发展与国家新生的根本出路。
两大时代的过渡
1.春秋末期华夏文明圈的大格局
进入春秋末期，华夏文明圈的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干是三大块。
其一，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或融合，数目锐减，只剩三十余个了。
西周开始分封的小诸侯，大则二三百里，小则数十里。一直存在到战国末期的安陵国，仅有五十里之地。由于地域狭小，几乎没有回旋空间。这些小诸侯国不可能滋生出新生势力，或产生大的动荡。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大国列强与地区霸权的夹缝中生存。
当时，这些小诸侯的普遍生存方式，是围绕于大国列强或地区霸主国周围，加入某一势力圈，力图不被大国鲸吞。可是，随着霸权大国的不断转换与不断扩张，小诸侯国还是纷纷消失了。这种消失，主要是两种途径：一是被大国或中等强国以直接战争的方式吞并；二是在长期臣服纳贡的过程中，被强大的宗主国和平融入。整个春秋时代，吞灭融入小诸侯最多的，主要是五个大国：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燕国。到春秋末期，这五大国吞灭或融入诸侯国的数目分别是：
晋国吞灭融入12国，成为当时华夏中部最强大的诸侯国；
楚国吞灭21国，成为当时华夏南部最具实力的大国；
秦国吞灭16国，成为当时华夏西部最具实力的大国；
齐国吞灭4国，成为当时华夏东部海滨区域最具实力的大国；
燕国吞灭蓟国，又吞灭北部胡人政权若干，成为当时华夏北部实力最强的大国。
除去这五大国之外，吴、越、宋、郑、鲁等地区霸主国，也曾先后吞灭融入了不少小诸侯国。基于随时有可能被鲸吞的现实，也基于土地太狭小，人口太稀少，春秋末期残存的三十余个小诸侯国，已经成为一批基本上不保留军队的城邑小邦。它们散布在各个大国与中等诸侯国之间，已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大国列强的巨大吸附力之下，身不由己地旋转着，舞动着。它们无法有效作为，也没有实力成为大国的盟邦，而只能成为大国的附庸。从性质上说，他们已经成为一群事实上的无为政权体，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
其二，仅存的中等诸侯国越来越趋于疲软。
西周初期以及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西周王室曾经分封了一大批中等诸侯国。它们的土地大体都在数百里至千里之间，大体都在相对殷实的区域。但是，春秋晚期的中等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中等诸侯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春秋晚期的中等诸侯国，主要由五种诸侯国构成：
一是自西周以来大体没有发生变化的圣王后裔诸侯国。主要有：神农氏后裔的焦国、黄帝后裔的祝国、少昊后裔的莒国、尧帝后裔的蓟国、舜帝后裔的陈国、大禹后裔的杞国、祝融后裔的邾国、四岳后裔的许国、夏少康后裔的越国等。
二是由王族大诸侯国沦落的中等诸侯国。大国沦落的典型，是周公的鲁国、吴太伯的吴国。其次是西周末期分封的王族诸侯郑国、康叔的卫国。
三是竞争乏力的一群王族诸侯国。毕公高的毕国、叔度的蔡国、叔振铎的曹国、叔虔的霍国、虢仲的西虢、虢叔的东虢等，都是这样的姬姓之国。此等中等王族诸侯国，西周时期先后共分封了40个。所谓“周之子孙不狂悖者，皆为诸侯”说的就是这种因为王族血统而分封的一批诸侯国。它们数量众多，且封地大多都在数百里之间，位置都在较为富庶的华夏中心地带。纵然如此，在春秋时代的大变化潮流中，抱残守缺的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纷纷消失了。到了春秋晚期，王族诸侯国的残存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四是由进入华夏腹地的游牧族群建立的国家。主要有中山国、义渠国。
五是殷商后裔的诸侯国——宋国。
上述五种诸侯国，总体上都属于中等诸侯国。它们或由于根基深厚，或由于土地相对广大，或由于战斗力相对强大，很难被大国骤然鲸吞。但是，进入春秋末期，这些中等诸侯国也渐渐失去了活力。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们都不再努力变革，不再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点。在它们的群体中，再也没有出现春秋前中期郑国、鲁国、宋国那样领先天下潮流的变革国家。它们的天下影响力在迅速衰减。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土地不断被蚕食，人口不断逃亡，国力每况愈下。虽保得国家不灭，但昔日引领天下的文明辐射力，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三，七个大国崛起，成为天下主导力量。
在春秋中后期的霸业争夺与社会剧烈变化中，几个根基深厚的大诸侯国，在不断吞并融合小诸侯国的过程中，土地、人口与军事力量都有程度不同的大幅度增长，成长为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中小诸侯的超强大国。其间，最主要的历史现象，是由晋、齐两个大国蜕变出的四个新兴大国。
随着内部新兴势力的稳步崛起，晋、齐两大国的旧政权逐渐瓦解，几个新兴势力集团逐渐形成了坚实的根基。到了春秋晚期，它们已经各自建立了完备的政权，开始以实际上的新国家形式，从旧的母体中腾飞出来。其中，最大的晋国分作了三个新兴的诸侯国——魏国、赵国、韩国。东部的大国齐国，则由姜氏政权变成了田氏政权，新齐国由此诞生。
至此，新生的四大诸侯国如同巨大的山峰崛起，渐渐浮出了华夏诸侯海洋的水平面。它们与其余三个老牌诸侯大国——楚国、秦国、燕国一起，开始成为主宰天下大局的主要力量。此后不久，社会便对它们完成了政治加冠，赋予它们一个新的名称——战国。
被称为“战国”的这七个国家是：魏、赵、韩、齐、楚、秦、燕。
春秋末期，上述七大国中的四个新兴大国——魏、赵、韩、齐，已经完成了蜕变与新生，只等残存的天子王权给他们戴上一顶诸侯国的桂冠了。而另外三个大国，也已经在此前的实力扩充中完成了历史的积累，要进入更为激烈的大争了。也就是说，在春秋末期社会，未来的七大“战国”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起跑线上，只等待那一声昂扬的号角了。
2.周室王权的全面空洞化
西周王权在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历史命运，是一个历史异数。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现象：五百余年之间实力每况愈下，但却始终保有整个华夏世界最高的名义王权，以致残喘至战国末期。仅此一点，便是世界古典文明史上惟一的案例。对此，中国传统历史意识的解释是：周政修德，国祚绵长。以现代文明理念分析，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历史意识，只能烟雾化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解析。历史的事实是：历经近三百年的求变与争霸潮流，到了春秋晚期，周室王权已经完全地空洞化了，对于天下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具体说，有两方面的基本事实。
其一，周王权对天下诸侯的统率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剩下可有可无的形式化职能了。这种职能形式化，仅仅局限于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以天子赏赐的名义，赋予各种各样的战胜者以各种各样的荣耀名号，以及象征性的王室用品。二是以天子正名的名义，为强大的新兴政权加上诸侯国的桂冠。这两种主动上门的锦上添花式的活动，与其说是行使权力，毋宁说是讨好大国以寻求自保。
其二，周王室的天下政事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能在不断缩小的洛阳王畿内，不断地折腾残余王族的利益分割了。不能分封天下诸侯了，便不断小块分封王畿的剩余土地，以求维护礼治封建传统在自身范围内的苍白延续。到了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周王室内部各分支势力的争斗，已经完全地剥下了德治的光环，其赤裸裸的程度，犹过列国诸侯。
至此，作为礼治文明创建者的周室王权，已经彻底沦落，不再成为华夏文明的动力之一了。其曾经统率天下诸侯群的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已经彻底空洞化，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了。揭示这一点，是提醒我们，在观察春秋战国大局变化与重大事件的时候，不要将周室王权的名义活动看做是一方实际力量的因素。
3.华夏文明圈与周边落后文明的交错态势
春秋晚期，整个华夏文明圈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但是，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
自西周中期开始，华夏周边处于落后文明状态的渔猎游牧族群的势力迅速滋长。以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为爆炸点，四夷之患弥漫中国，华夏文明陷入岌岌一线的危急境地。当此之时，以齐桓公霸业的“尊王攘夷”战略为转折点，当时的中国诸侯群放弃相互争夺，全力驱赶强行嵌入华夏腹心地带的夷狄势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成果。
此后，经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燕国等大国的不懈努力，强行嵌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政权已经基本上被肃清，只保留下了竭力接近华夏文明形态，又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两个政权——中山国、义渠国。但是，国家利益与文明形态的冲突，不可能一次性地彻底解决。这时的夷狄势力，仍然是华夏大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力量。
在春秋晚期，这种力量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周边地区的戎狄、诸胡势力，仍然在不断聚合，新生的匈奴势力正在成长，突然袭击华夏腹地的危机仍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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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路经宋国。宋国的新势力大臣司马桓魋要杀孔子，逼得孔子换上老百姓衣服，匆匆离开了宋国。这件事，是宋国社会新思潮强烈涌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戴氏、乐氏集团都在自己的封地内，对民众推行与齐国田氏相差无几的新政，救济百姓，减轻赋税，一时颇得人心。
戴氏、乐氏新政之后，宋国的变化中心转向了权力争夺。先后当政的各大卿族集团之间，都曾经与公室权力展开了较量。在宋元公时期，戴氏首领华亥、华定联合向氏首领向宁，发动政变，向公室夺权，结果遭致失败。宋元公虽然战胜，却因此遭受到强大压力，谋求避居鲁国，结果走到半路就死去了。宋景公末期，宋国又发生政变：公子特攻杀太子，自立为君，是为宋昭公。自此之后，宋国出现了三大卿族——皇氏、乐氏、灵氏共同执政的局面，一直到进入战国。
宋国未能在春秋中后期发生蜕变，也未能进入战国序列，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新兴势力只看重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没有完成封地内的变革，缺乏雄厚的社会根基。这一点，与晋国的魏、赵、韩三大势力以及齐国的田氏集团，有着很大的差距。
其二，新兴势力的构成过于狭小，几乎全部是公室贵族集团，难以衍生出真正具有新政特质的政治势力。对此，《左传》有一句评价，“春秋之世，诸侯唯宋事其君。”这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群中，只有宋国公室还能掌控局面，得到卿族的尊重与支持。进入战国时代，戴氏集团终于夺取了宋国政权，其首领子罕自立为君主。
但是，宋国很快就被齐国吞灭了。
（2）卫国的政治动荡与变革
卫国的政治动荡开始得很早。周室刚刚东迁洛阳，卫国便连生内乱政变，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动荡信号。齐桓公称霸时期，曾几次帮助卫国平息内乱。到卫文公时期，卫国推行了“减赋平罪”的新政，也就是对平民减轻赋税，同时清理全国冤狱，以求司法公平。这是宋国第一次整合破碎的局面。
可是，这一新政很快就流产了，卫国又重新陷入了卫献公时期的政变与内乱。到春秋后期，卫国出现了执政的南氏集团新势力，盘踞封地自立，与公室抗衡。南氏集团挫败了卫出公取缔封邑的行动，逼卫出公外逃。而后，南氏集团拥立了新的君主，基本上控制了卫国。可是，卫国依然没有发生蜕变，没有进入新的战国序列。
卫国未能蜕变的原因，在于与周室王权体系的渊源太深，距离太近，其国又在中原腹心，几乎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激荡之中，无法保持相对广阔的回旋余地，因而也难以产生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势力。过于频繁而又没有任何新政追求的政治动乱，几乎打碎了这个中等诸侯国滋生任何新兴集团的可能。虽然，卫国在后来涌现出了诸如商鞅、吕不韦那样的大政治家，其政权形式也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末期。但是，由于卫国在春秋时代的阵痛变化缺乏实质内涵，所以始终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卫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深刻变革，都不能寄希望于单纯的政治折腾，而应该着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变革。也就是说，社会与国家的文明新生，绝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所能替代的。只有基础性的社会变革，才是文明发展与国家新生的根本出路。
两大时代的过渡
1.春秋末期华夏文明圈的大格局
进入春秋末期，华夏文明圈的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干是三大块。
其一，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或融合，数目锐减，只剩三十余个了。
西周开始分封的小诸侯，大则二三百里，小则数十里。一直存在到战国末期的安陵国，仅有五十里之地。由于地域狭小，几乎没有回旋空间。这些小诸侯国不可能滋生出新生势力，或产生大的动荡。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大国列强与地区霸权的夹缝中生存。
当时，这些小诸侯的普遍生存方式，是围绕于大国列强或地区霸主国周围，加入某一势力圈，力图不被大国鲸吞。可是，随着霸权大国的不断转换与不断扩张，小诸侯国还是纷纷消失了。这种消失，主要是两种途径：一是被大国或中等强国以直接战争的方式吞并；二是在长期臣服纳贡的过程中，被强大的宗主国和平融入。整个春秋时代，吞灭融入小诸侯最多的，主要是五个大国：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燕国。到春秋末期，这五大国吞灭或融入诸侯国的数目分别是：
晋国吞灭融入12国，成为当时华夏中部最强大的诸侯国；
楚国吞灭21国，成为当时华夏南部最具实力的大国；
秦国吞灭16国，成为当时华夏西部最具实力的大国；
齐国吞灭4国，成为当时华夏东部海滨区域最具实力的大国；
燕国吞灭蓟国，又吞灭北部胡人政权若干，成为当时华夏北部实力最强的大国。
除去这五大国之外，吴、越、宋、郑、鲁等地区霸主国，也曾先后吞灭融入了不少小诸侯国。基于随时有可能被鲸吞的现实，也基于土地太狭小，人口太稀少，春秋末期残存的三十余个小诸侯国，已经成为一批基本上不保留军队的城邑小邦。它们散布在各个大国与中等诸侯国之间，已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大国列强的巨大吸附力之下，身不由己地旋转着，舞动着。它们无法有效作为，也没有实力成为大国的盟邦，而只能成为大国的附庸。从性质上说，他们已经成为一群事实上的无为政权体，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
其二，仅存的中等诸侯国越来越趋于疲软。
西周初期以及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西周王室曾经分封了一大批中等诸侯国。它们的土地大体都在数百里至千里之间，大体都在相对殷实的区域。但是，春秋晚期的中等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中等诸侯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春秋晚期的中等诸侯国，主要由五种诸侯国构成：
一是自西周以来大体没有发生变化的圣王后裔诸侯国。主要有：神农氏后裔的焦国、黄帝后裔的祝国、少昊后裔的莒国、尧帝后裔的蓟国、舜帝后裔的陈国、大禹后裔的杞国、祝融后裔的邾国、四岳后裔的许国、夏少康后裔的越国等。
二是由王族大诸侯国沦落的中等诸侯国。大国沦落的典型，是周公的鲁国、吴太伯的吴国。其次是西周末期分封的王族诸侯郑国、康叔的卫国。
三是竞争乏力的一群王族诸侯国。毕公高的毕国、叔度的蔡国、叔振铎的曹国、叔虔的霍国、虢仲的西虢、虢叔的东虢等，都是这样的姬姓之国。此等中等王族诸侯国，西周时期先后共分封了40个。所谓“周之子孙不狂悖者，皆为诸侯”说的就是这种因为王族血统而分封的一批诸侯国。它们数量众多，且封地大多都在数百里之间，位置都在较为富庶的华夏中心地带。纵然如此，在春秋时代的大变化潮流中，抱残守缺的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纷纷消失了。到了春秋晚期，王族诸侯国的残存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四是由进入华夏腹地的游牧族群建立的国家。主要有中山国、义渠国。
五是殷商后裔的诸侯国——宋国。
上述五种诸侯国，总体上都属于中等诸侯国。它们或由于根基深厚，或由于土地相对广大，或由于战斗力相对强大，很难被大国骤然鲸吞。但是，进入春秋末期，这些中等诸侯国也渐渐失去了活力。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们都不再努力变革，不再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点。在它们的群体中，再也没有出现春秋前中期郑国、鲁国、宋国那样领先天下潮流的变革国家。它们的天下影响力在迅速衰减。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土地不断被蚕食，人口不断逃亡，国力每况愈下。虽保得国家不灭，但昔日引领天下的文明辐射力，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三，七个大国崛起，成为天下主导力量。
在春秋中后期的霸业争夺与社会剧烈变化中，几个根基深厚的大诸侯国，在不断吞并融合小诸侯国的过程中，土地、人口与军事力量都有程度不同的大幅度增长，成长为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中小诸侯的超强大国。其间，最主要的历史现象，是由晋、齐两个大国蜕变出的四个新兴大国。
随着内部新兴势力的稳步崛起，晋、齐两大国的旧政权逐渐瓦解，几个新兴势力集团逐渐形成了坚实的根基。到了春秋晚期，它们已经各自建立了完备的政权，开始以实际上的新国家形式，从旧的母体中腾飞出来。其中，最大的晋国分作了三个新兴的诸侯国——魏国、赵国、韩国。东部的大国齐国，则由姜氏政权变成了田氏政权，新齐国由此诞生。
至此，新生的四大诸侯国如同巨大的山峰崛起，渐渐浮出了华夏诸侯海洋的水平面。它们与其余三个老牌诸侯大国——楚国、秦国、燕国一起，开始成为主宰天下大局的主要力量。此后不久，社会便对它们完成了政治加冠，赋予它们一个新的名称——战国。
被称为“战国”的这七个国家是：魏、赵、韩、齐、楚、秦、燕。
春秋末期，上述七大国中的四个新兴大国——魏、赵、韩、齐，已经完成了蜕变与新生，只等残存的天子王权给他们戴上一顶诸侯国的桂冠了。而另外三个大国，也已经在此前的实力扩充中完成了历史的积累，要进入更为激烈的大争了。也就是说，在春秋末期社会，未来的七大“战国”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起跑线上，只等待那一声昂扬的号角了。
2.周室王权的全面空洞化
西周王权在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历史命运，是一个历史异数。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现象：五百余年之间实力每况愈下，但却始终保有整个华夏世界最高的名义王权，以致残喘至战国末期。仅此一点，便是世界古典文明史上惟一的案例。对此，中国传统历史意识的解释是：周政修德，国祚绵长。以现代文明理念分析，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历史意识，只能烟雾化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解析。历史的事实是：历经近三百年的求变与争霸潮流，到了春秋晚期，周室王权已经完全地空洞化了，对于天下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具体说，有两方面的基本事实。
其一，周王权对天下诸侯的统率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剩下可有可无的形式化职能了。这种职能形式化，仅仅局限于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以天子赏赐的名义，赋予各种各样的战胜者以各种各样的荣耀名号，以及象征性的王室用品。二是以天子正名的名义，为强大的新兴政权加上诸侯国的桂冠。这两种主动上门的锦上添花式的活动，与其说是行使权力，毋宁说是讨好大国以寻求自保。
其二，周王室的天下政事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能在不断缩小的洛阳王畿内，不断地折腾残余王族的利益分割了。不能分封天下诸侯了，便不断小块分封王畿的剩余土地，以求维护礼治封建传统在自身范围内的苍白延续。到了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周王室内部各分支势力的争斗，已经完全地剥下了德治的光环，其赤裸裸的程度，犹过列国诸侯。
至此，作为礼治文明创建者的周室王权，已经彻底沦落，不再成为华夏文明的动力之一了。其曾经统率天下诸侯群的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已经彻底空洞化，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了。揭示这一点，是提醒我们，在观察春秋战国大局变化与重大事件的时候，不要将周室王权的名义活动看做是一方实际力量的因素。
3.华夏文明圈与周边落后文明的交错态势
春秋晚期，整个华夏文明圈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但是，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
自西周中期开始，华夏周边处于落后文明状态的渔猎游牧族群的势力迅速滋长。以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为爆炸点，四夷之患弥漫中国，华夏文明陷入岌岌一线的危急境地。当此之时，以齐桓公霸业的“尊王攘夷”战略为转折点，当时的中国诸侯群放弃相互争夺，全力驱赶强行嵌入华夏腹心地带的夷狄势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成果。
此后，经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燕国等大国的不懈努力，强行嵌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政权已经基本上被肃清，只保留下了竭力接近华夏文明形态，又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两个政权——中山国、义渠国。但是，国家利益与文明形态的冲突，不可能一次性地彻底解决。这时的夷狄势力，仍然是华夏大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力量。
在春秋晚期，这种力量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周边地区的戎狄、诸胡势力，仍然在不断聚合，新生的匈奴势力正在成长，突然袭击华夏腹地的危机仍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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