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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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之间争夺激烈,导致赵国君主直领的土地、人口、军力相对弱化,国家整体力量分散于贵族封地,不能凝聚为一。反映于国家权力架构,是赵国的君主权力受到多方面掣肘,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高层轴心集团。同时,潜在的政变危机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赵国政权一直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赵国外患的基本情形,是四个方向的夹击。第一是迅速强大的秦国威胁;第二是好战邻邦中山国的腹地威胁;第三是整个北方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族群的强大威胁;第四是北部邻邦燕国时不时发动的战争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威胁,就是魏赵韩三晋集团之间,自魏惠王时期开始公开冲突,时不时就会有相互攻伐。可以说,赵国是当时最为典型的四战之国——威胁多发,没有一面稳定的安全地带。

    武灵王赵雍即位之时,赵国的内忧外患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赵国的君主权力不稳定,赵国的土地正在日渐缩小,人口正在日渐减少。赵国若不思变革,肯定没有出路。但是,当时的赵国新君与大臣,对赵国的内外困境还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赵雍即位初期就遭遇了失败。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病逝,尚未到加冠之年的赵雍登上了赵国君主之位。

    肃侯赵语,是赵国历史上比较有为的君主之一。他在临终之前为了保持赵国稳定,在身后设立了一个7人摄政机构,以丞相阳文君为首,下设博闻师3人、左右司过3人,在一定时段内实行摄政权。也就是说,年轻的赵雍虽然是国君,但却没有政令权。根据赵国史专家沈长云等对《史记》的考证判定:赵雍亲政,在即位3年之后。

    据此判定,即位时的赵雍,年龄应当在18岁上下;亲政时的年龄,应该在21岁上下。赵雍亲政后的第一个姿态,就是尊崇实力老臣,对国中三位80岁以上的元老,实行每月拜望致礼,而标志事件,是提高了正当盛年的实力大臣肥义的实际待遇,并向肥义请教政事。由此,赵雍开始了执政初期很有勇气的一连串作为,要为赵国困境打开局面。

    可是,近二十年的努力,赵雍的梦想却屡屡破灭。

    其一,赵雍亲政当年(前323年),立即响应魏国倡议,参与了“五国相王”会盟。其实际意义,就是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互承认对方君主称王,承认对方为王国。早已称王但却呈现衰落之势的魏国,所以发动此次会盟,其目的是成为五国轴心,借以与秦、齐、楚三大国平衡。从赵国方面看,赵雍所以欣然会盟,首先是自认赵国已经是实力大国,可以由此顺理成章地称王,从而提高赵国的天下地位。后来的事实迅速证明,这一场徒有虚名的邦交盟约,因为与合纵抗秦的整体战略格格不入,引起齐国的强烈不满与干预,不仅没有给五国的任何一国带来好处,反而引起了诸多实际麻烦,很快就宣告流产了。

    其二,赵武灵王四年,也就是亲政第二年,娶韩国公主为妻,主动与韩国修好结盟。这件事,表明了赵雍要在中原组建赵国实力集团的强烈愿望。但是,韩国太弱,在战国邦交中又素来摇摆不定,几乎对赵国没有起到相互援助的作用。

    其三,赵武灵王八年,赵国出兵与魏、楚、燕、韩组成五国联军,发动攻秦战争。可是,却在战场遭到了重大失败。由此,赵雍深感耻辱,宣布不再参与“五国相王”会盟,也断然取消了自己的王号,下令赵国臣民称自己为“君”。按照当时残存的诸侯名义等级,各国君主的名号主要是王、公、侯、君四等。“君”的名号,通常是百里之内的最小诸侯,譬如战国末期的安陵君,大约只有50里封地。赵雍下令称“君”,实际是将自己的名号贬到了最低等。当时,赵雍有一句著名话语:“无其实,敢处其名乎!”

    其四,赵武灵王九年,赵国与魏、韩组成三国盟军攻秦,再次遭遇重大失败,赵国战死将士多达八万。同年,赵国、魏国又与齐国发生战事,在观泽地带被齐军击败。

    其五,赵武灵王十年,秦军攻赵,夺取中都、西阳、安邑。

    其六,赵武灵王十一年,秦军再度攻赵,击败赵国将军英的军队。

    其七,赵武灵王十二年,中山国攻赵,败赵军于长子地带。

    其八,赵武灵王十三年,秦军三度攻赵,夺取蔺地(今山西离石西),俘虏将军赵庄。

    其九,赵武灵王十六年,开始深入草原游牧族群与中山国边境地带,秘密踏勘两年。

    其十,赵武灵王十九年,反击中山国,夺取房子地带(今河北赵州),取得小战胜利。

    总体上说,赵雍在即位之后的19年里,也就是亲政的16年里,赵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与邦交两方面的连续失败。虽然,其间也有几次像样的邦交周旋,譬如对严重内乱之后的燕国新君(燕昭王)即位的支持,对秦国公子稷(秦昭王)从燕国返回秦国的支持等。但是,从总格局上看,赵雍执政的前19年里,赵国屡战屡败,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邦交声望,都已经只能与燕国、韩国同处第三集团了。正是这种谷底困境,激发了赵雍决然变法的雄心。

    2 赵国高层的变法大论战

    赵国变法国策的确立,几与秦国如出一辙,历经了艰难而激烈的论争。

    在《战国策》与《史记》中,都较为详尽地记载了赵国发动变法时的激烈论争。其基本方面与秦国发动变法时相同,都是究竟要不要变法。但是,赵国的论争又有自己的特殊方面,这就是从围绕是否改变传统服装为切入,引起关于国家发展、文明存亡的深刻争论。在中国古典文明史上,对服饰制度与民风民俗的变革进行如此深刻的争论,是史无前例的。

    让我们来看看赵国发动变法的历史脉络,听听赵国上层的深刻论争。

    公元前307年春,赵雍秘密视察赵国北方的代郡,召见大将楼缓,第一次秘密商议变法。赵雍的基本想法是,赵国早期所以壮大,正在于“因世求变”的进取性。如今,赵国要避免“无强兵,亡社稷”的艰危之局,就必须推行胡服。赵雍的“欲胡服”,其实际所指就是军事变革,仿效胡人,创建赵国剽悍灵动的轻骑兵队伍。

    赵雍的想法,得到了楼缓的坚定支持。

    回到邯郸,赵雍立即召见实力大臣肥义秘密商议。这次,赵雍更为深入地说明了赵国的危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胡服骑射”的变法主张,也说出了自己对世族反对的担心。肥义的态度,一是鲜明支持,二是激励赵雍打消疑虑。肥义用历代圣王的变革业绩,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其基本思想与商鞅支持秦孝公变法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说明,赵国发动变法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秦国变法的深刻影响。

    在楼缓、肥义的坚定支持下,赵雍作出了第一个惊人决定——亲自改穿胡服,以胡服之身主持召开朝会。事先,赵雍将这一决定告知了最有实力的世族大臣——自己的叔父公子成,也就是赵成。赵雍的告知方法,是书信说明理由,实则是劝告与试探。赵雍的书信阐发了三点希望与理由:其一,希望赵成能在朝会上改穿胡服;其二,希望赵成不以家族长辈态度对待胡服之变,而能以国家大局为重,遵从“古今之公行”,率先响应胡服改制,使国家能做到“行政先信于贵”;其三,说明胡服改制的目的不是“养欲乐志”,而是“利国强兵”,恳切希望赵成辅助自己,以成胡服之功。

    赵成的回复书简,却是明确反对的,也是三点:其一,老臣有病,不能参与朝会,也无法改穿胡服;其二,“中国”是文明仁义之邦,是四方蛮夷效法的楷模,今赵王舍中国文明而仿效蛮夷,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不能学;其三,赵王想背离中国文明,要慎重考虑。

    赵成的反对,不是一个人的反对。赵成的威胁,也不是一个人的威胁。

    赵雍并没有知难而退,反倒是勇敢地走进了赵成府邸。

    这次君臣对话,赵雍以商鞅变法的基本理念为基础,论说了历代风俗服饰变异带来的利国利民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赵雍这次详实论说了赵国的四面危机,点出了一个要害事实:赵国东面与齐国、中山国共同濒临几条大河,但却没有水上交通,没有水军;赵国胡患严重,却没有强大的骑兵;没有水军,不能保证水域居民的生产;没有强大骑兵,不能抵御胡患,也无法拓展中原。如果赵国不思变革,不建立水军与骑兵,一定无法洗雪赵国几代人的耻辱。在这一番痛彻分析的基础上,赵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依从古老传统与忽视国耻,厌恶变服之名与忘记国仇,究竟哪个更为根本?

    这次,在强大的国家存亡压力下,赵成屈服了,答应追随赵雍的胡服改制。

    于是,赵雍在第二天立即举行了“胡服朝会”,向全国臣民发出了“胡服令”。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一大批世族大臣在“胡服令”发出之后,还是来阻止赵雍,劝谏取消胡服改制,理由自然是“敬天法祖,如故法便”的一套。赵雍没有客气,结结实实地对这批世族老臣一番训诫。这次,赵雍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说法——

    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

    赵雍发出了最后警告——你等不要再反对胡服改制了!

    老世族们终于沉默了。胡服骑射在赵国全面推行了。

    3 军制改革:赵国变法的核心点

    赵雍发动的空前大变法,是以军事改革为突破点的。

    胡服骑射的实际目标,是创建剽悍强劲的骑兵,是全面推行新军制。与此同时,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相应变革,而不是停留在“服饰变易”的表层上。就变法的战略而言,军事改革既是突破点,也是核心点。军事改革不成功,连带进行的全面改革也必然失败。军事改革若一举成功,则既能为全面改革创造安定的社会条件,又能有效消除全面改革的阻力。

    在军事改革中,军制变革是最大难点。成功的军事改革,其第一要素就是军制改革。军制要改革,旧的队伍就要被打散,旧的军事地盘也要被重新改组,旧军队与封地旧领主的依附关系更要被废除。还有兵员征召的改变,训练方式的改变,后勤支援的改变等全面变革。总之,面对军制改革,军界巨头们的反对声音是很鲜明的。

    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赵雍下令,取消赵国北部原阳城旧有的步兵编制,将原阳建立为新骑兵的训练基地,创建强大的骑兵部队。原阳大将牛赞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两大方面。

    其一,“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牛赞这第一条反对意见,就直指军队与封地领主附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所谓“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其实际意思就是说,国人有固定的户籍地,兵员有经常的来源地,这些法度传统是不能变的。

    其二,牛赞从兵士作战的实际方面提出反对,认为固有兵器战士熟悉,才能勇敢作战;传统军制实行日久,很难改变;放弃成型的军制,熟悉的兵器,会“损君弱国”。最后,牛赞的结论是,“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也!”也就是说,废除了旧编制,解散了旧军队,只怕带来的作战利益,远不如流失的利益大。显然,这已经带有隐隐的威胁意味了。

    面对旧军界巨头的阻拦,赵雍的回答也是两个方面。

    其一,变法是硬道理,军制一定要变。注重时俗,但不为时俗所制;建立军队,但不能被军队所制。赵雍的实质意思就是,国家不能受制于旧观念,更不能受制于旧军队,该变就要变!显然,这是不受任何威胁的明确表态。

    其二,一切具体制度都得服从潮流,一切军制都得服从战争,该变的都得变。赵雍严厉批评了牛赞,说他就知道官府之籍,器械之利,兵甲之用,但却不知道阴阳之宜!“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赵雍明确告知牛赞,今天以旧制扰乱军制变法,这不是你牛赞能承担的损失!

    在赵雍鲜明果敢的压力下,旧军界的巨头们终于勉强改变了立场。

    当时,改革军制的最基本问题,是军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国家化。战国之世,保留封地制的各个国家,军队组建的基本路径都是以封地领主的人口、财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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