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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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东部陆地边界,达今日之辽东,其实际控制地区直至今日朝鲜;东部及南部的水域,囊括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皆为中国内海;西部陆地边界,达今日甘肃西部之临洮以西,直至青海东部之羌中地带;北部陆地边界,达阴山以北之广大草原,反击匈奴之后的实际控制区一度达到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南部陆地边界,达今日之广东最南端,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区,并实际控制南海水域。

    如此广袤辽阔的疆域,仅以陆地面积看,大体应当在六百余万平方公里。

    在两千多年前的地球上,在西方文明还处于一个个城邦政权的时期,华夏世界就已经建立了如此广袤辽阔的东方统一帝国。这无疑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奇迹。

    秦帝国的巨大影响力,使周边文明将秦帝国名号看做中国标志。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秦帝国的周边文明,直至两汉,都将东方华夏世界称为秦。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清代顾炎武解释这一现象说:“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今言汉人也。”当代已故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在他的大型史料汇编《秦始皇帝传》中,对中国的古典外文称谓做了诸多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各种古代文字中的中国名号,都发源于“秦”称号。他所列举的古代主要外国文字的以“秦”称谓中国者,有八种:

    古印度的梵文,称中国为支那或支那斯——秦,发音为 bsp;as;

    希伯来文,称中国为西尼姆——秦,发音为 sininm;

    古代康居国文,称中国为秦斯坦——秦国,写作 ;

    罗马拉丁文著作,称中国为秦国,发音jhin;称秦都城为秦尼,发音jhinae;

    希腊文,称中国为秦尼国sinae;或秦尼策国jzintza;秦尼斯达国jzinista等;

    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那斯坦——秦国,发音zhinastan;

    中世纪阿拉伯文,直称中国为秦,三种发音为,jhin;

    波斯文,称中国为支那,与印度同,发音 a。

    除此之外,马非百先生的另一个考证结论是:战国秦的西部本土、巴蜀两郡,以及云南地区,与西域及外部世界,有更为频繁的通商,比当时中原地区的外部联系要更多一些。是故,以古代西域传播为基础的世界其余文明地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是基于对秦的了解而实现的。秦统一之后,这一状况更为明显,影响十分久远。

    2.秦帝国的整合民生大建设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帝国及时有效地整合民生,整个华夏世界保持了有序状态。

    (1)郡县官署的跟进设立,是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第一战略举措  若不对灭亡之国的故土立即做出有效控制,民生无着,那么即或灭了六国,天下动荡也会此起彼伏,甚或会引起更为普遍的大混乱。但是,在秦灭六国的战争过程中,除了韩国故地的贵族势力发动了一次复辟事变,其余五国故地之民众,都没有发生任何动荡。根本原因是秦国在大军之后政权建设的紧密跟进。在统一战争的十年中,秦每统一一国,都立即在所能控制的领土上设立郡县,建立官府,安定民生,监督贵族。

    所以,在秦灭齐国之后,山东六国所能实际控制的区域,都先后建立了郡县政权。中国腹心地带的社会秩序,始终保持着基本的稳定。虽然,战争期间的郡县设立,这时还没有与统一政治文明的创建有机整合起来,但是,作为满足社会民生需求的先行步骤,绝大部分郡县政权,在统一战争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了。36郡或者48郡,在公元前221年,绝大部分已经都有了。

    先行在统一战争中普遍跟进郡县政权的建设这一战略举措,对保障战时社会的安定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这一战略举措,也是秦帝国整合民生大计的第一个步骤。它的实际意义,在于使秦帝国在之后的所有政策实施中,拥有了一支强有力的政策推行力量。

    (2)第二个战略举措:销毁天下兵器,还社会以和平康宁史料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这件大事,是在统一六国的当年——公元前221年立即实施的。显然,这是一则事先谋划好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一政策,在天下民众热诚拥戴中国统一,“莫不虚心而仰上,人人自以为更生”的时候实行,其首要目标并不是防止人民反抗。从当时天下痛恶长期战争的社会心理来说,收缴并销毁天下兵器,其首要的自觉目的,是要建立和平康宁的社会秩序,以消除六国贵族复辟势力再度掀起战争风浪的基本条件。连带的目标,才是防止民众反抗动荡。

    依据后世史书,以及后世史学家对《史记》的不断补正与注释,收缴、销毁兵器这件大事的脉络,及其后续事件,是清楚的。

    公元前221年秋,秦始皇帝下令收缴并销毁、重铸天下兵器。以当时秦帝国令出必行的执法力度,应当是基本上收缴了除秦国军队之外的天下所有兵器。当时的山东六国,有军队四百万上下,以每人3件兵器计算,再加上战国时代民间普遍拥有兵器这一事实,当时天下的兵器数量,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至少,兵器总数量超过了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时期。这些兵器被冶炼销毁后,铸成了两样东西:一是连带钟架在内的若干口大钟,二是12座巨大的金人——铜人。这些金人,以西部抗击匈奴的秦军大将“翁仲”为原型,每尊高约5丈6尺,重达34万斤,矗立在咸阳宫前的广场上。

    有汉一代,这12座金人依然矗立在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据《水经注》记载:东汉末年,“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当指陕县以北的黄河),于是金狄灭。”

    至此,12座金人从历史中最后消失。

    (3)第三大战略举措:推行“定地势”大建设政策  这件大事,《史记》引用的秦代碣石门石刻是这样记载的:“皇帝奋威……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服;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分并来田,莫不安所。”秦代石刻是三句一节,上述四节十二句,集中讲述了秦帝国统一之初推行“定地势”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

    从内涵上说,“定地势”,就是整治地理环境,平整自然险阻与人为构筑的种种障碍。

    从整体上说,这一政策包含了四个方面的普遍工程: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疏浚漕渠。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方面包含的具体内容。

    其一,堕坏城郭。请注意,依据《史记》正义对这四个字的考据辨析,坏城郭,是一个单独的名词,是指年久失修已经自行毁坏的城池。堕,是动词,夷平毁去的意思。四个字连起来的意思是:拆掉已经老旧毁坏了的城池,夷平地势。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在大变法中全面发展,一方面是诸侯分治,霸权迭起,刀兵连绵,城池要塞构筑如林。及至战国中后期,七大战国中除了韩国,每个大国有军队驻防、有人口居住的大小城池,大体都在一百座上下,秦、楚两大国的城池更多。有许多封地领主基于分治需要,也在自家封地上建造了许多小城小邑。也有许多中小诸侯国基于盘查商旅或军事防守,建造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要隘关塞。种种城邑与要塞关隘,都因为种种自然灾难,或者战败失守而遭受大火焚烧等原因,成了事实上废弃的城池。这些已经丧失了功能的废弃城邑关隘,矗立在原野,矗立在交通要道,矗立在河流码头,既占农田,又碍交通,有百害而无一利。

    拆毁并夷平这些废弃城池,恢复大量农田,并使水陆交通畅通,从而便利民生,是一件重新规整大地环境的实实在在的好事。

    其二,决通川防,疏浚漕渠。

    这两件事互有关联,在实践中也是一体化实现的,故而连在一起说。

    自春秋动荡开始,至战国分治天下,各国在江河湖泊各自修筑堤防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周、韩、魏、赵、燕、齐六个政权,都曾“壅防百川”,也就是用土石修筑大型堤坝,各以自利,同时危害他国。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赵魏齐三大国的大河堤防战,曾经很是惨烈。

    大河东岸,赵、魏两国地势高,齐国地势低。为防止赵魏河段的洪水淹没本国农田,齐国在距离河岸25里处,修筑了一道大堤。从此,只要河水大涨,遇到齐国大堤便倒卷回来,反而淹没了地势高的赵魏农田。赵魏两国大是不满,会商之后,也在离河25里处的齐国大堤对面,共同修建了一道大堤。

    如此一来,只要大河涨水,便在两边堤防间冲击游荡。汛期一过,积起厚厚一层淤泥,渐渐隆起成为肥田。于是,三国民众纷纷进入堤坝区耕耘,争夺激烈,并迅速盖起了巩固土地权的一片片庄园房舍。但是,一遇洪水冲毁堤防,每次都死人无数。于是,赵魏齐三国便从原堤防处后退,在距离城池已经很近的地段,再度建起了更高大的堤防。后来,大河洪水在两道高大堤防夹击下没有出路,非但淹没了所有农田,还冲进城池,淹死了三国大量人口,造成了巨大灾难。

    这就是战国之世的堤防战。地势低者不愿让地给洪水出路,地势高者不愿低处筑堤而洪水倒卷,各以堤防堵截洪水,造成经常性的洪水大泛滥,致使生灵涂炭。这种共享水流但却没有系统规划的堤防,以各种相互阻碍的方式建了续作,是战国时代危害民生的重大灾难之一。夷平这些相互冲突的堤坝,只有统一的大国,统一的利害筹划,才能有效做到。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道大政。

    疏浚漕渠,是决通川防这一大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漕、渠,都是指人工开凿的水道。漕,是以行船为主的水路交通大道,就是后世所说的运河。渠,是以灌溉为主的行水之沟。战国之世,各国修建的漕渠很多,水利的发展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大的漕——运河,是以魏国为主所修建的沟通黄河、淮水、济水、汝水、泗水五大流域的鸿沟运河水系。后来,秦帝国修建的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灵渠,是鸿沟之后另一条最大型的运河。

    另外,由楚国修建的,有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运河、沟通长江与震泽(太湖)的运河、沟通江南五湖的运河;齐国修建的,有沟通淄水与济水的运河;还有魏国西门豹修建的,沟通漳水与邺水的漕渠兼顾的水道。

    战国时代,各国修建的以水渠为轴心的灌溉农田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很多。最著名者,是秦国的李冰渠——都江堰、郑国渠,以及秦帝国在疏浚漕渠的同时,新开的会稽郡的通陵渠、长沙郡的汨罗渠、陇西郡的秦渠、陈郡的琵琶沟等大型灌溉工程。

    但是,这些漕渠在战国末期的数十年中,由于山东六国不断地衰落以至濒临灭亡,几乎完全没有人力物力以及国家的动员能力去维护了。漕运水道多有淤塞,农田灌溉渠道更是损毁严重。当此之时,帝国将决通川防、疏浚漕渠当做“定地势”的轴心工程大力推动,对于恢复水运交通,恢复农耕经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人道大政。

    定地势的另一项大工程——夷险阻。

    险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交通与商旅构成巨大障碍的自然地势;一种,是在交通要冲地带人为构筑的地形障碍。前者如关中到九原的山梁沟壑,后者如各国在山口要道或江河主要渡口所构筑的壁垒、山梁、堑沟等军事阵地。夷平前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交通建设。同时动工修建的秦直道,其最主要的工程量就是“堑山堙谷,夷去险阻”。夷去后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则是消除人为的交通障碍,使民众交往、商旅贸易更加便捷。

    凡此等等大型工程的实现,等同于对整个华夏世界的生存环境,作了一次大修复,其在当时的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算过高。是故,碣石门石刻所言的社会反应,应该是自然而真实的。

    地势平定之后,男子乐于耕耘了,女子安于桑麻了,百事各有秩序了。工程给所有的产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对于新开垦的土地,无论是分还是并,民众都安然接受。显然,这种泰然安乐的社会情绪,既是连绵刀兵之后的颓然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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