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海都出了热河界了,西太后才把她联络恭亲王奕欣的事告诉东太后。本以为自己先斩后奏,东太后少不得要埋怨几句,不成想东太后完全赞同她的做法。小皇帝被八大臣吓的不轻,可把东太后给心疼坏了,心疼孩子的东太后,把咸丰临死前特意交代她要容让肃顺的事忘了个干净。

    两宫已然定计,而且自认为有了强援,自然不会再对八大臣退让。所以君臣之间一番撕破脸面的激烈争吵,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二天双方对峙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两宫太后不但依然拒绝在顾命八臣拟定的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盖章,而且还拒绝再与八大臣“见面”,只是将头一天送上去的其它奏折和上谕发给军机处,却独缺“痛驳”的那道旨稿。此时肃顺对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的态度已不止是不满,简直是恼怒之极。

    一群在朝堂里打滚多年的老江湖,还能被初出茅庐的两宫太后给将住,肃顺找另外七人简单商议了之后,便断然决定采取一个更为极端的措施,来逼迫西太后就范,那就是顾命八臣集体“搁车”。

    所谓“搁车”,其实是一个极形象的比喻,指行使中的大车下闸不走,形同瘫痪,换句话说,就是顾命八臣“集体罢工”了。清朝的制度,自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以来,所有政务均出自军机处,因此军机处又有“枢廷”之称,军机大臣又称“枢臣”。现在处于深宫中的两宫太后因没有自己的班底,还没有取得完全代替皇帝的权力,根本不能越过军机处直接指挥包括六部在内的中央政府的运作。而此时的军机处事实上已经完全被顾命八臣所掌控,所以八大臣一旦罢工,就意味着整个中央政府陷入完全瘫痪的状态。

    肃顺这个举措极其狠毒,也极其厉害,好比死死的掐住了两宫太后的脖子一般。一时之间,上自皇太后皇帝、下至文武臣僚,乃至两宫太后身边的太监宫女和政府的小吏杂役,莫不人心惶惶,整个承德避暑山庄似乎都笼罩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之中。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旋即公之于众。

    全国各地的若干百里加急,如雪花一样纷至踏来,然后就都堆哪了。君权实际是由八大臣和两宫共享的,具体些就是八大臣负责筹划和宣达,两宫负责决断批准。现在八大臣一“搁车”,就相当*帝国的君主哑巴兼脑残了,只会拍板的两宫太后,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繁巨的朝政。

    西太后原本以为,就算少了八屠夫,她也不用吃带毛猪。可惜承德不是北京,根本没有人能够代替八大臣的位置。八大臣“搁车”了一天,两宫太后别说带毛猪了,连猪都没了。奏折到了承德,便在军机处堆着,她们连折子都看不到了。即便让太监搬来了,她们也处理不了,更没办法下令执行。。

    西太后很想和肃顺把气怄到底,看谁耗得过谁,但是大清的朝政耗不起。人事任免拖几天无所谓,小地方的拨款等几天也能兑付,但大清现在可还在打仗啊!山东的僧格林沁、直隶的胜保、湖北的官文、安庆的曾国藩等等,哪一个地方不是八百里加急,全都是一天都耽搁不得的事。

    再怎么怄气,也不能把小皇帝的江山给呕垮了。于是在东太后的劝解下,也是在西太后将自己与八大臣的实力对比做了一番反复权衡之后,她终于做出了痛苦的让步。后面西太后之所以能成功掌控清朝的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就在于她能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权力极限有准确而清醒的判断,并能把握好自己绝不去试图超越这个极限。金庸先生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要会适时的运用一个字,那就是“忍”字,这个字有两面,一面是非常的会“忍耐”,一面是绝对的能“残忍”。西太后就把这个字运用得很好很恰当,她现在就做到了“忍耐”。这样的忍耐不但让她在弱势之下保护了自己,而且还让她争得了朝野上下十分难得的同情,因为谁都看见了肃顺是如何跋扈不臣的,是如何欺负深宫中的孤儿寡母的。

    两宫太后在批驳董元醇的上谕上用印的时候,东太后仅是唉声叹气而已。西太后则咬碎银牙,狠狠的按了一下,差点把纸给压破了。抬头看着咸丰留下的“戒急用忍”的匾额,西太后久久不能释怀。她这次忍了,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忍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肃顺看上去是赢了,实际上却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见面”时的咆哮,把原本倾向于他的两宫太后,都给气到了恭亲王一边。后面的“搁车”,更是把八大臣与两宫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让自己人心尽失,更让西太后对他起了杀心。

    肃顺之所以失败,也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不会运用这个忍字的缘故,他既无法忍耐,也不能做到绝对残忍。他“搁车”的这个举措其实也是一把极其狠毒、极其厉害的双刃剑,西太后躲过去了,他却因此而受到十分沉重的伤害——尽管当时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成功了,其实他是在“找死”。试想如果没有发生“搁车”这样严重的事件,则无论他与太后的关系决裂到何种程度,哪怕他曾在殿庭之上“毫无人臣之礼”的“公然咆哮”,都绝对不至于会掉脑袋。因为那毕竟都是在极其机密的场合,“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既无“实迹宣扬余外”,也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也就易于为人所见谅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在同治四年慈禧太后打击恭亲王时,就曾亲笔写了一道上谕指责恭王“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召见之时,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等等。宗室里面的大侠,恭亲王的五哥惇亲王奕誴,针对这些指责在给皇太后上的奏折中,就曾以“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一语来替他辩护开脱,然后就取得了成功。两人相争于暗室,又没别人看见,你非要用这个治人的罪,可是有陷害嫌疑的。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慈禧不得不再次吃了五爷的哑巴亏,让五爷成功保住了六爷。

    垂帘听政本身就不合清朝的“祖宗家法”,而且违背了咸丰皇帝的临终遗命,其法理基础十分薄弱,细论起来,肃顺等人还是站在有理有利一边的。如此则即使日后成了败寇,也必然能获得朝臣派很大的同情,起码论罪之时,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现在他不计后果的搞出了这样一个令朝野震惊的事件,在皇权不振的明朝或许无所谓,在清朝则已形同公然造反,为开国二百年来所无,不但让“天下臣民共见共闻”,而且足以让“天下臣民共愤共弃”。毕竟欺负皇帝是英雄,欺负孤儿寡妇可就是混蛋了。

    但载垣、端华、肃顺等“诸公”,此时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天下公认的混蛋。他们只看到自己罢工一天之后,两宫太后终于服软了,在那道“痛驳”的旨稿上痛快的盖了图章,并发交下来。八大臣以为他们胜利了,以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挑战他们的绝对权威了,于是他们的“笑声响彻远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全然不知,两个服软的人看向军机处方向的眼神里全是杀意,真正的危险正在向他们步步紧逼。

    而且因为这次激烈的冲突,肃顺还得出了一个脑回路非常清奇的结论,两宫太后与六爷奕欣并没有勾结,七爷奕譞是喝多了胡说八道。他也是有理有据,如果两宫与六爷有勾结,断然不会傻乎乎的拿董元醇的奏折说事,反而会大力安抚八大臣。因为奕欣和他的势力都远在北京,两宫太后这个时候拿董元醇的奏折出来和八大臣对刚,根本占不到半点便宜,反而还会暴露自己的意图。她们肯定会等到回北京再闹,到时候就可以借助奕欣的势力来和八大臣博弈。起码在北京的时候,有奕欣的人马帮着两宫说话,而且八大臣是绝对不敢“搁车”的。八大臣要是在北京“搁车”,奕欣派系的人马瞬间就能接管军机处,夺取八大臣的大权。

    两宫在完全没有六爷奕欣的时候,突然与八大臣开始闹起来,完全是解决内部矛盾的套路。虽然闹得大家很不愉快,但是肃顺也彻底放下了对两宫勾结六爷奕欣的戒心。肃顺的思路还是对的,不过忘了一件事,人是会变的。与八大臣闹翻之前,两宫和恭亲王没勾结,闹翻了之后,人家怎么会一样没勾结呢!肃顺自己忠于咸丰,把咸丰的遗命当作了金科玉律,他没想到与咸丰更近的两宫太后并不像他一样。

    战胜了两宫太后的八大臣,也没能痛快过一天。因为他们处理堆积的奏章的时候,发现握有兵权的都统胜保“违制”给皇太后上请安折(清朝没有大臣给皇太后递请安折的先例,无例则属“违制”)。而且应该在直隶积极剿匪的胜保,还要扔下前线的军务,请来承德叩谒咸丰的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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