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底下的大名们还都是在各自为政,幕府最大也就是个带头大哥的角色。不过好容易凭借着自己的拳头,争到了大哥的位置,德川家当然要好好的归拢一下自己的小弟们。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创立了“参觐交代”制度。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地区的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德川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参觐交代”这个损招虽然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变得渐渐压不住底下的大名们了。所谓的新政府军,并不是天皇小哥自己拉起来的队伍,主要还是以藩兵为主,他们的主人全都是德川家的老熟人。萨摩、长洲、土佐、肥前,这些西南强藩的崛起,把二百多年前的岛津氏、毛利氏、德川氏的矛盾,又给带到了现代。

    先说萨摩的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之后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也从外患变成了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其他藩落后得多,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即使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也是一样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因而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在宝历三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像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而已。当然也是因为以他的身份地位,想专横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列强们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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