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统史书中,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
    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
    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
    韦宝与一帮官员好一通寒暄,然后与多位相熟的高官亲热入城。
    “酒宴都准备好了吧?”韦宝对林文彪道:“所有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务必请来,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所有人都请来。”
    林文彪答应一声,“都派人去办了,请爵爷放心吧。”
    魏良卿急忙道:“这哪里好意思,让爵爷这么破费?而且,爵爷请这么多人,怕是有上万人吧?”
    “没事没事,这都是小意思。”韦宝微微一笑,暗忖上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人二两银子的标准,也不过两万两纹银而已,这点钱不算什么。
    “还是韦爵爷有气派啊。”顾秉谦忍不住赞叹道:“看来,这回替魏公公和陛下解决辽饷银的事儿,有着落了。”
    韦宝闻言一惊,靠,什么叫辽饷银有着落了?
    边军的饷银找我想办法?当我是财神爷啊?
    韦爵爷攀附魏忠贤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内心对魏忠贤是毫不认同的,魏忠贤不说不学无术,至少没啥大本事,充其量就是皇帝放出来执行政治任务的代言人而已。
    若说魏公公有本事的,回到明末,问问苦难的民众认不认同,江南的市民,陕北的农民,欠饷的士兵,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定会为洗白魏公公感到极大悲哀。
    天启元年,奢崇明反叛,二月,台州兵变。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失陷,二月,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叛,四月,京师新募兵为取欠饷而兵变,五月,山东徐鸿儒起义。
    天启三年五月,京营士兵因迟发月粮,到总督戎政恭顺侯吴汝胤门前鼓噪,七月,山海关士兵因粮饷不继,大量逃亡。
    天启四年,长兴县吴野樵起义,五月,福宁州发生兵变,六月,南京操军鼓噪兵变,八月,十月,山海关士兵又两次鼓噪逃亡,八月,徐鸿儒义军起义。
    天启五年正月,旅顺失陷,九月,柳河大败,十一月,户部上奏,山海关年饷缺额一百七十万两,又修三大殿,疯狂敛财。
    天启六年,论宁远战功,魏公公从子魏良卿封肃宁伯,三月,苏州民变,八月,陕西已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天启七年,宁锦大捷后罢袁崇焕官职,魏公公养孙魏鹏翼为安平伯,魏良卿太师,魏鹏翼少师,魏良栋东安侯。
    三月,陕西澄县起义,饥民王二杀死知县张斗耀,正式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天启年间几乎没真正太平过,它烂但因为时间短反而给人一种误解,觉得锅都要给崇祯背。
    崇祯时的全面崩溃其实就是天启种的因开花结果的表现而已,就如癌症,早期就不是癌了?
    而且,最主要都是烂在没钱,大量的兵变,本身就给马上要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运动提供了人力保障基础。
    没有大量当兵的人领着,光是农民,很难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
    当然了,评价一个人如何其实也要看立场所在,在天启皇帝眼里,魏公公及他一家真是“满门忠烈”,“功德万世”。
    魏公公就是皇帝手上一个工具。
    魏公公对明朝灭亡的危害很大。
    明亡是个系统性崩溃,魏公公的所作所为,无疑起到加速作用。
    魏忠贤靠裙带关系成为明朝政局实际操盘手,使得明王朝的政治道德出现极大缺陷,导致民心出现离散。
    魏公公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秩序,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在他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还这么干,无疑加速明朝灭亡进程。
    所谓魏公公能为百姓与官员斗,明显是意淫,中国不存在外国的国王要依靠人民与议会,类似所谓东林党,争斗以达到控制国家的情况。
    明朝的皇帝不是没权,而是很多皇帝不负责任或者自身能力有限。
    从法理上讲,明代皇帝至高无上,他们如果认真了,没有大臣敢对着干。
    天启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天启年间危机四伏,只不过是时间太短了,在危机没有彻底爆发的时候,天启年就结束了。
    如果天启年再长点,魏公公也不比崇祯强到哪去。
    总之,所谓能臣魏公公是想象中的,现实中的魏公公就是一个人品烂,政治水平偏低的人。
    位列东林党人榜排名第133的徽州籍人汪应蛟,天启元年刚当上户部尚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多项财政开源措施,比如铸钱、典铺酌分、屯粮、抽扣工食、平籴谷仓、东征事例、房屋税契、抚按捐助、节省钞关银、僧道度牒、催兵部马价银、南直牧马地、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杂项,总共可额定征收的银子是约296万两。
    其中典铺酌分、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
    房产税契:凡有土地就有过割,有过割就有税契。
    民间房产买卖之时,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也就是房产交易税,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获利甚多。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额征19.5万余两。
    后来正式还征收“优免丁粮银”,明代文武职官、举、监、儒、吏等类人员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赋、力役的特权。
    现除生员依旧免征外,其余文武职官举监儒吏也酌收优免丁粮银,共额征44.4万余两。
    魏公公执政期间,甚至免除了陕西的榷税。
    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收入大概就有400万两,这还仅仅是辽饷。
    左光斗在河间府的屯田搞得有声有色。
    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间,积极提拔屯田人才卢观象,同时还主张把农政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标准。
    除此以外,左光斗针对北方人不擅长种植水稻,而北方赋税要比南方要轻的特点,招募南方人来北方教北方人种地。
    同时还开设“屯学”,这个“屯学”就是专门为屯军及其子弟设立的学校。
    要想进入“屯学”学习,还需要学骑射;录取的屯生,还给予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屯学童生还可以直接免去县试,直接院试。
    更好的是,屯田、屯学还不用国家财政支出,做到了自给自足。
    “昨岁六百亩,今为四千亩,向之一望青草,今为满目黄云,鸡犬相闻,鱼蟹举纲,风景依稀,绝似江南”,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绩。
    杨涟在常熟知县任上干得也很好,万历四十二年全国“举廉吏第一”。
    重视教育,增置学田八百亩,增置义田三百亩收租,用以学校开支;捐俸筑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称杨公堤。
    商业税主要分两大类:一、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关税。
    其中内地关税又分钞关税,工关税,门税及过坝税,船税。
    杂项包括塌房税、酒醋税、渔课、契税、市肆门摊税。
    天启六年、天启七年,九边拖欠的饷银份额分别达72.38%(约237万两)和61.29%(约201万两),钱都去哪了。
    天启元年拖欠份额是36.58%,二年20.54%,三年9.76%,四年0.51%,五年8.38%。
    怎么反而魏公公执政了,九边饷银拖欠的数字反而越来越高。
    而到了崇祯元年,经过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努力,明朝才勉强缓解财政赤字。
    所以绝对不能对历史有什么刻板的印象,认为阉党会搞钱,东林党就完全不会搞钱,完全只知道吵架,不为国家着想。
    东林党里面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大臣是很为国家打算的,是办实事的。
    皇帝这趟急招韦宝入京,一方面是要韦宝随行护驾,让天启皇帝朱由校上山海关玩玩去。
    另一方面就是要搞定钱的问题,在皇帝和魏忠贤眼中,韦宝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四百多万两的缺口,再加上韦宝这趟裁军十万,需要补发的饷银,合计至少超过五百万两纹银。
    五百万两纹银这种事情,大明天下,除了韦宝,恐怕没人能够解决。
    当然,晋商也能做到,但一旦让晋商去做,这头从晋商手里弄来五百万两纹银,转头他们就能靠着从民间盘剥,靠着私下与关外做生意,充实蒙古人和建奴的物资补给,弄回来上千万两纹银,甚至更多。
    那样的话,本来就危机重重的大明,更加会雪上加霜。
    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这世上没有谁是傻子,皇帝清楚,魏忠贤清楚,阉党清楚,东林党大臣们也很清楚,中立派大臣,甚至普通老百姓,所有人都清楚!
    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等几位阁臣围在韦宝旁边,韦宝与几个人应酬几句,主动让李成楝和骆养性帮着自己招呼一帮阁老,转而去同丁绍轼说话。
    丁绍轼大人现在是东林党在内阁中的独苗了。
    丁绍轼不喜欢韦宝,也不是很讨厌,主要因为韦宝属于倾向于阉党的人,却并没有做多少危害东林党的事情,反而还曾经挽救过很多东林党大臣。
    “丁大人好。”韦宝主动在丁绍轼身边打招呼,“感谢丁大人来迎我,我一个后生晚辈,当初入翰林院,还得到了丁大人的提携,丁大人能算我半个座师,这让我实在担当不起。”
    “韦爵爷不用客气,我们来迎爵爷,这是陛下的意思。”丁绍轼不咸不淡的道。
    韦宝微微一笑,“那也要丁大人肯来啊,丁大人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借口不用来的,说明我在丁大人心里还可以。”
    丁绍轼也忍不住笑了笑,他是知道韦宝的口才的,韦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这本事,可以说满朝皆知。
    这时候张之极来了,打破了韦宝与丁绍轼一同走路,彼此无话的尴尬。
    英国公府硬算起来的话,应该算是中立派,肯定不会和阉党站在一起,有一点点倾向于东林党,就这样。
    所以丁绍轼对张之极要比对韦宝更加热情,“世子好啊,国公爷有日子没有见着了,他怎么样?”
    “别提了,我爹烦着呢,每到年关都烦得很,这不是马上就要开今年的饷银了吗?平时拖一拖还说的过去,大过年的不给结清,一个年都过不好的。”张之极道。
    丁绍轼和韦宝都点了点头。
    韦宝是知道京营的情况的,养了三万多草包,个顶个都是废物,全都是靠祖上的蒙荫世袭的人。
    三万多人,吃的是五万的兵额,快赶上边军了。
    韦宝觉得京营早就应该裁撤掉,简直是一个最大的包袱。
    打仗完全靠不上,待遇又好,五万人的军饷就能赶上边军七八万人的军饷。
    不过,作为皇城的御林军,撤销是永远不可能撤销的。
    “这好办啊,国公府有韦爵爷这么有本事的女婿,连陛下缺银子都要找韦爵爷,你们也可以找韦爵爷想想办法吧。”丁绍轼笑道。
    韦宝闻言微微一笑,心里却很不高兴,因为丁绍轼语气中带着戏谑成分,显然有点不尊重自己,自己又不是管户部的,找的着我吗?
    “这不可能,我妹夫又不能从天上掉银子下来,近三百万两纹银,他哪儿弄去。”张之极虽然不热衷政务军务,但也不傻,听出了丁绍轼话中的戏谑成分。
    “据我所知,大明库银早已经告罄,除了你们家韦爵爷,我是真想不出来,谁还有本事给边军和京营发饷银了,否则陛下也不会这么着急让爵爷回京。”丁绍轼轻声道:“韦爵爷以一己之力挡住了建奴冦边,是这么多年来打的最好的一次,还把一大批的蒙古部族从建奴那头打回来了我大明这一头,一下子就将孙督师这几年在辽东的功绩盖过了,但这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陛下想找爵爷商量怎么凑集银子,能者多劳嘛。”
    这一回,韦宝没有觉得不舒服,因为丁绍轼的语气自然了很多,也带着一点忧虑。
    显然,丁绍轼也希望有人有本事弄到这些银子,否则是真的会出乱子的。
    “我没有办法,这两项合起来近八百多万两纹银,我手里只有一个海防总督衙门,直辖的也就是河间府、沧州府,登莱和山东,都是穷地方,再怎么勒紧裤腰带也弄不到这么多银子。”韦宝道:“还要靠丁大人这样老成谋国的能人。”
    “眼下大明到处都是窟窿,是不好办。”丁绍轼道:“想不出办法也没有什么,我只希望韦爵爷再不要把脑筋打到各地士绅的头上了,那样是杀鸡取卵,会出大乱子的。”
    韦宝被丁绍轼说的脸红了,知道丁绍轼是什么意思,丁绍轼指的是自己搞的文字清查,波及整个北方,尤其是北直隶和他的海防总督衙门下辖的地区,简直等于刮了一遍地皮。
    韦宝自己也知道这是杀鸡取卵的法子,把地主都弄垮了,对经济毫无益处。
    但韦宝当时急红了眼,就是要搞钱。
    “丁大人,有的人的确目无尊长,目无朝廷,该教训的时候,还是应该教训的,至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打的重一些,也可能会打的轻一些,底下人办事,总是有一定疏漏的。”韦宝自己给自己辩护了一句。
    丁绍轼笑道:“我不是要说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少一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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