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同桌的她

    有一首校园歌曲,不知道撩动过多少人的情怀: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这首《同桌的你》歌中所唱的生活,可能是中学时代,也可能是大学时代,但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小学时代。

    上小学后,刚开始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我还比较老实。可是过了几周后,我调皮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我的同桌是我们村一位姓冯的女孩。她长得比我高,人也比我胖,在课桌上占的地方比我大。于是,我就用铅笔在课桌上画了一条“楚河汉界”,告诉她说,彼此谁也不能越过,否则后果自负。有一次,她正聚精会神写作业,同学们突然听到她“啊”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师过来问怎么回事?她说我用针扎她。老师很生气:“梁祖国,你咋回事?”我说:“谁让她侵占我的地方!”老师看我不承认错误,就把我叫到教室外边罚站去了。此后,我对她的气就更大了。不是藏她的作业本,就是把她削好的铅笔偷偷弄断,然后把铅再轻轻插进去,等到她写作业时一用劲铅就掉下来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她不断地告状,我不断地罚站。

    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她起立回答问题,我就用脚悄悄把她的凳子往后挪了挪,等她回答完问题坐下时,一下坐了个屁股墩,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时还没等老师说,我就主动到教室外罚站去了。平时的伙伴们看到我的“壮举”,纷纷起哄说“梁祖国好样的!”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往常一样放下书包牵着羊去放羊了。我放羊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因为是冬天,草枯了,树叶没了,到外面后我就把羊拴在树上,自己去和小朋友们玩耍去了。等到了天黑后,我就把羊牵到麦子地里让它们啃生产队里的麦苗。等羊吃得肚儿圆,我就赶着羊兴高采烈地回家了。这次刚到大门口,看到父亲站在那里。因天很黑看不到父亲的表情,我就叫了一声“爹”。话音刚落,只是父亲没有应声,左手一把抓住我,左右开弓掴了两个耳光。我猛地挣脱了父亲撒腿就跑,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事后我才知道,因我白天的恶作剧,老师和那个女孩的家长找到我家里来了。

    夜很深了,饥肠辘辘的我躲在外面的玉米秸里面不敢回家。后来还是母亲找到我,向父亲百般求情,我也做了保证,才算了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早早来到学校。心想,找家长算什么本事?走着瞧!

    一天过去了,她没来;又一个礼拜过去了,她还没有来。后来,听同学们说,她父母不让她上学了,让她在家干农活了。

    不知怎么了,看着空空的座位,特别希望她来。可直到我们小学毕业,她再也没有来上学。

    当时我小小的年纪,自然不知道桌子上深深刻画着的“三八线”意味着什么,不过捍卫自己领地的意识却是天生的。

    人人都会被自己生活的时代烙下印痕。

    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反而成为正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疯狂。毕竟,在一个封闭自守了几千年的国度里,很多东西都是腐朽而陈旧的,要一下子彻底扭转过来,非发生“革命”不可。

    B、村里的“孩子王”

    没有了对手,也就没有了“斗志”。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又有了一个爱好,就是看小人书,并且如痴如醉。开始,我光借人家的看,久了人家不愿意。没有办法,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偷父亲的钱,每次几个钢镚,几次后就到书店买几本小人书(那时每本几分钱)。没有想到小学快毕业时,我有了整整一纸箱小人书,成了班里的小人书“大王”。

    现在想想,正是这些小人书(上初中后开始读小说)替我开启了一扇窥探外面世界的窗户。

    因为我的小人书品种全、数量多,别人都争着与我交换着看。这样我就汇聚了人气、有了人缘,全村几十个孩子都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转。我自封“司令”,手下还有“八大金刚”。那时,在农村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一部电影在周围村子里轮番放,我就带着他们轮番看,到现在一些经典台词我还能背下来。我记得看的次数最多的就是战争片《奇袭》《侦察兵》《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由于在十多岁的年龄上精力无穷,除了带着他们到处看电影外,还带着他们“下河逮鱼摸虾,上岸偷梨摸瓜”。最刺激的还是率领他们“南征北战”,与周围村子里的孩子打“土坷垃仗”。

    起因是: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孩子到邻村的地里拔“麻绳菜”,被几个比我们大的孩子拦住,他们问我们村有没有叫“郑经人”的?我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村连个“正经人”也没有,还到我们这来拔菜,快走吧,不然小心我们揍你。他们这一说,我们琢磨过味来了,原来他们在耍我们。但看看他们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只好乖乖地回去了。我们村与周围的村子比是个大村,岂能受这奇耻大辱!于是,我纠集几十个孩子,带上“武器”(棍子、土坷垃,近了用棍子,远了用土坷垃投),找他们算账去了。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兵分三路向目的地进发。那几个孩子毫无戒备,等发现我们时只听我一声令下“打!”土坷垃像雨点一样向他们投去,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后来,他们到村里又纠集了一些人进行三次反扑,都被我们打了回去。从此,他们俯首称臣。

    此后,精力旺盛的我们以同样的办法向周围其他村子进行挑衅,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们村西面村是李屯子、丁庄,南面是兴旺,东面是庞桥、韩高,北面是陈庄。因我们人多势众,越战越勇,所以“百战不殆”。从此,我的名气大振,成为远近闻名的大人口中的“坏孩子”;孩子眼中的“小英雄”。许多孩子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而引以为自豪。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上初中了。那年我13岁(我那时上学时,农村实行的是“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教育制度)。

    我调皮的秉性并没有因为升入初中而改变。初中设在二里以外的大杨村,周围几个村的学生都要到那里去上初中。有一天晚上,我和村里的仁江叔去上晚自习。走到大街上,看到村里梁尚芝老爷爷赶着牛车往家走,后面拉着的东西用布盖着。我一屁股坐上去,只听“咔嚓”一声,原来他拉的是门窗玻璃,一下全裂了。我一下慌了,人家走了30多里路从城里拉回来,这下全完了。老爷爷又急又气地说:“你看你这孩子,真是的!”这时,我与仁江叔撒腿就跑。但隐隐约约听到老爷爷奔我家而去。心想,这下完了,这顿揍是躲不了了。下了晚自习后,我不敢回家了,可又没地方去,最后绞尽脑汁地想到一个办法,就藏到我奶奶西屋南面的草棚上面,不知不觉睡着了。夜深了,母亲见我还没回来,一下着急了,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就发动家人到处找,最后在草棚上找到了我。奶奶知道这个事情后,就对父亲说:“孩子知道错了,就不要打他了。”后来在母亲、叔叔、姑姑们都为我说好话的情况下,终于逃过了这一个“劫难”。

    后来我知道,尚芝老爷爷找到我家后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但强调不能揍孩子。让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并且说啥也不让赔。

    老爷爷虽然是在城里工作,但对村里人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管谁遇到困难找到他,他都会尽心尽力给予帮助,是四邻八乡公认的大好人。

    父亲是个很威严的人,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并且脾气很大。他除了当过兵外,还当过民兵连长、生产队长、公社专业队队长。自我记事起,父亲最辉煌、也是我为他最感到自豪的是,他在村里排演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鸠山。他把凶狠、毒辣的日本宪兵队长鸠山表现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受到当时公社领导的称赞。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扮演的鸠山与梁尚泉老爷爷扮演的李玉和(他演得也很出色,把李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演得淋漓尽致),在戏中那些经典台词:

    鸠山:中国有一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哪!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李玉和: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鸠山: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李玉和: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鸠山:好,讲得好。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李玉和:什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鸠山:对,这是我做人的诀窍。

    李玉和:鸠山先生,你这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鸠山: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怨我不懂得交情!

    李玉和:那就随你的便吧!

    C、“棍棒底下出孝子”

    “玻璃”事件过后,我确实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做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是有一次,我割草卖到生产队挣工分,负责过秤的工作人员,发现我的一筐草比别人的重好多,等我把筐里的草倒出来,别人扒开一看傻了眼,里面竟有好多攥成的泥块;二是有一天我到地里割草,为了试试镰刀快不快,有意削了20多棵庄稼;三是一个阴雨天,我到邻村韩高偷编筐的条子,被发现后在与看条子的人挣脱中用镰刀割破了人家的手;四是一个星期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村头安装高压线,我趁他们中午吃饭的时间,把他们用的一个滑轮偷偷地挖了个坑埋在地里;五是与小朋友在河里玩耍戏水,我“逞能”到深水处游泳被大水冲走,差点淹死,幸亏梁仁合叔从桥上跳下,救上了光露两只小手的我;六是在公路上与立柱(乳名)用铁锹扬土玩,被他用铁锹在我的右眼眉上捅了个缝了七针的口子……

    我不断惹事,当然也是不断挨揍。是天性使然还是青春的叛逆?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总是屡教不改,好了伤疤忘了疼。

    父亲每次揍我都放下狠话:“你小子这辈子算完了。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天天惹是生非,不干正事,给我丢人现眼。”

    在父亲的观念里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事实上,从最后的结果看,这句话还是十分有效的。

    我13岁的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那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上一年来得早了一些。在临近春节的时候,我偷偷翻家里的箱子时,发现了五元钱。在那个年代可是大钱啊!我一时起了贪念,心想父亲也许忘了。我就把钱拿出来到集市上买了几挂鞭炮,剩下的钱不敢再放回去,就藏在了下雨时往外淌水的阳沟里。

    原来那钱是二舅托四姑在城里买蜂蜡剩下的。当父亲去给二舅送蜂蜡和剩下的钱时,怎么也找不到。父亲问我拿了没有?我心里非常害怕,但硬挺着说没拿。当时母亲还说,这么多钱孩子可不敢拿。

    这下父母都非常着急,在屋里、院里翻箱倒柜到处寻找。没想到在阳沟里找到了三元多的零钱。这下父亲断定是我干的了,但他并没有声张。这天夜里,因为我时刻保持警惕,所以等父亲睡觉后,才脱了衣服躺在炕上睡觉。父亲看我躺下了,突然麻利地起来把门插上,我头“嗡”一下大了。只听父亲大喝一声:“把衣服脱光!过来跪下!”我哆哆嗦嗦爬起来,把仅有的短裤脱下跪在了桌前。只见父亲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棍子,照我身上揍起来。我哭喊着说:“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这时,在里屋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喊声,赶忙过来抱住了父亲。母亲哭着说:“他还是个孩子,改了就行了,你还把孩子打死啊!”怒火万丈的父亲,哪听得进去这些,棍子还是不停地打在我瘦弱的身体上,嘴里还不停地说:“我就要打死他!打死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母亲看拉不住,他真有把孩子打死的劲,没有办法只好趴在了我的身上哭着说:“那你就打我吧!”这样父亲才停下手。母亲让我穿上衣服后说:“快给你爹发誓,说改了,再也不敢了。”我“扑通”一下又跪在父亲面前说:“爹,这次我真改了。今后你看我的行动吧!我一定为你争气!”父亲听了我的话,把头拧过去,但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那晶莹的东西。正像人们说的,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在父母的心上。但那时我理解不了,我嘴上这么说,但对父亲还是充满仇恨!心想,等我再大一点,我一定出去,永远也不回这个家!

    30多年过去了,当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泪水不停地模糊着我的双眼,我擦了又擦总也擦不尽。这是悔恨的泪水,也是思念的泪水。当兵离家后,我常常想,作为姊妹六人中的老大,那时我为啥不知承担老大之责,帮父母撑起这个家呢?而是常常添乱、无事生非?我真后悔啊!可是人生没有卖后悔药的。这时的我对父亲早已没有了怨恨,而是深深的爱恋和无尽的思念!谁的父母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我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一座山;母亲永远是一条河。

    孔子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我常常想,如果父亲还能训斥我、打骂我就好了,那该多么幸福,多么安慰啊!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D、书里的世界真精彩

    到初中后,尤其是在受到上次父亲的严厉惩罚后,我老实了许多。但说心里话,好好学习还谈不上,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再说,那时是“文革”时期,从上到下不太重视教育。在学校不是割草,就是支农,再就是整天“批林批孔”写批判稿。升高中也不是考试,而是大队推荐,这样使我对学习失去了动力。但就是在那时,我找到了宣泄自己旺盛精力的出口,那就是看小说。初中的同学档次比小学高很多,有非农业户口的,有父母是公社干部的,还有父亲在省城工作的。他们不但吃得好、穿得好,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书(小说)。

    我开始看的书有:《大刀记》《战地红樱》《渔岛怒潮》《高玉宝》《苦菜花》《连心锁》《敌后武工队》《雁翎队》《林海雪原》等,这些书故事跌岩起伏、人物命运悲欢离合,使我如痴如醉,有时忘记了吃饭和睡觉。甚至在上课时,我把小说放在课本下面偷偷地看。上课不听讲,当然作业不会做。没办法我就抄别人的。我记得我抄地最多的同学一个叫董占武,另一个叫董财武。董占武数学好,我就抄他的数学;董财武理化好,我就抄他的理化。所以,在老师印象中我学习还不错,因为作业本上全是对号。我经常在家看小说到深夜,母亲对父亲说,孩子现在真的知道学习了。

    在初中我的同桌是位男生,这是我最不情愿的了。不知为啥?在小学时不愿意和女生一个桌,上了初中倒希望和女生一个桌了,尤其是长得好看一点的。那些跟漂亮女生一个桌的男生,常常使我羡慕嫉妒恨。尽管那时农村很封建,男女生基本不说话。谁要是常和女生说话,别人就会制造谣言、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我就是这种“好事”者之一。

    我的同桌名叫梁安林,是我同村的,按辈分我应该叫他爷爷。我俩从小很不“对付”。因他家成分不好,他的父亲我叫老爷爷,曾带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挖社会主义墙角坏分子”的牌子在公社游过街。我是贫农出身,父亲还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属于“根红苗正”。我就利用这些在小学时,就经常欺负打击他、孤立他。没想到真是冤家路窄,到了初中竟然和他分到一个桌,这使我非常懊恼。

    我俩虽然同桌,但由于过去结下的“梁子”,谁也不跟谁说话。“楚河汉界”更是分得清楚。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开始看起了小说,并且都是新买的,我从没有看过的。另外,他还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在我面前显摆,这引起了我的不满和嫉妒,为此,我就常常制造事端打压他。不是等他胳膊过线后猛推他一把,就是进去时(我在靠里的位置)猛撞他一下,他都忍气吞声、没有脾气。

    即使是这样,我还感到不解气。心想,他哪来这么多钱买小说呢?后来我得知,他每天放学后就跟哥哥、姐姐用玉米皮编小辫,然后订成地毯卖。一块地毯能卖七角多钱,由于他编的多,父母就常常给他零花钱。他就把这些钱都买成小说,暗中与我作对。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在家发动母亲和大妹妹,我们也编起小辫。由于我们编得不好,再加上母亲订地毯时活也比较粗,辛辛苦苦很长时间才弄几块地毯,还经常是打回来的比卖的还多。想利用这个办法挣钱的想法失败了,我对他的怨气也就越来越大。

    从小我就是一个不轻易言败的人。没有办法,我就把我过去心爱的小人书忍痛割爱处理了一部分,凑了点钱购买了《煤矿风云》《激战无名》《海岛女民兵》等他从没有看过的书,总算撑住了一点面子。

    E、当兵的四叔

    没过多久,有件扬眉吐气的事使我非常得意。那就是在外当兵的四叔梁仁华回来探家了。他不但给我带回了很多各式各样、那时人人喜爱的毛主席纪念章,还有一套精装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这套《毛泽东选集》别说在农村,就是在城市也很难买到。四叔身着军装威武雄壮,使我很是羡慕。那段时间,四叔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显得非常神气,好像当兵的是我而不是四叔。在没有人的时候,我让四叔脱下军装我穿上臭美一番,并让四叔给我讲部队上的事。四叔看我穿着又大又肥的军装,笑着说:“国啊,大了你也去当兵吧?”我看看四叔说:“我行吗?”四叔说:“行。不过现在不行,你还小你要好好读书,有了文化才能当个好兵。”也许四叔当时不经意的几句话,使我从那时起就有了当兵的情结。

    四叔梁仁华是1968年秋天和我们村的梁安忠爷爷一块当的兵,按部队的说法属于1969年的兵。四叔探家时正是一年一度征兵的时候,这时五叔梁仁国也去验兵了。这时的我真是比五叔还高兴。心想,五叔要是也当了兵,我们家加上父亲就有三个当兵的了。那时,军人的政治地位很高,真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可是,五叔因血压高而未能如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真是比五叔还难受。

    四叔当兵的单位是第64野战军所属部队,驻守在辽宁丹东。令四叔没想到的是,10年后的1979年12月,由于生活所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真的当了兵。并且我所在的野战军,从数字上正好与四叔所在的野战军掉了个——第46军。

    真没想到这军装一穿,从过去的“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到现在的“2007式”最新式军装,已整整穿了31年。从连、营、团、师、军,一直干到最高领率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从排职、连职、营职,一直干到师职;军衔也从中尉、上尉、少校,一直干到大校。更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自此后我的三弟梁祖刚、二妹梁倩倩、四弟梁祖宝先后都穿上了绿军装。我的爱人燕萍曾在济南军区空军服役,就连我的四弟媳车琦,也是位枫爽英姿的女警官呢!后来,二叔的孩子梁祖田、梁祖民;五叔的孩子梁祖永,就连我大妹妹的孩子李吉同、李吉扬也都先后当了兵。我们这个大家庭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人之家”。

    四叔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在这个假期里他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找上了漂亮的四婶崔玉荣。并且,四婶的父亲还是我们县武装部的现役军官哪!四叔走时我很伤感,真是“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那时我心想,要是我能跟他走就好了。

    四叔返回部队了,给我带来的荣耀也一起带走了,一切又趋于平静。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又要对付我的“对手”了。

    有一天上午下课了,我想出去。因课桌与课桌之间的距离很近,我的同桌他不站起来,我在里面就出不去。我看他还趴在那里看书,我就猛地有意撞开他冲了出去。没想到他一下子站起来火了,抓起我的铅笔盒砸向我,只听“咔嚓”一声,盒里东西全部掉在地上。一直占上风的我,哪受得了这个气,抱住他就把他摔在地上,两人撕打起来。班长杨荣福和同学们赶忙过来,把我俩拉开。杨班长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急着上厕所,他不让我出去。”杨班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上厕所你干吗不让人家过去?”他说:“我,我……”他没说出啥理由来。这时,我就捡起掉在地上的圆规、尺子等东西。突然,一个悦耳的声音传人耳畔:“梁祖国,你的钢笔掉那儿了。”我一扭头,寻着声音看到了那双美丽的眼睛。霎时,我的脸一下红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她可是我们公认的“校花”,我心中的西施——沉鱼落雁之美;梦中的貂蝉——羞花闭月之貌。她的这一举动,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心想,难道她对我有好感?“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这是人性当中的至真至纯。”这是伟大诗人歌德说的。

    经过多日的观察,人家完全没有这回事,是我自做多情罢了。况且,她的辈分与我爷爷同辈,这在偏僻的乡村是万万不可能的。

    写到这里时,我想到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一天到校后,发现课桌的抽屉里被人放上了许多垃圾,他尴尬地一件一件往外拿。这时,邻桌的一位漂亮的女生,主动拿来笤帚和簸篓帮他弄了出去。放学后,女生在前面骑车,男生就在后面追。在一个巷子里女生停下车,等他追上后对他说:“你这样越来越像一条狗!你认为我帮你是对你好?那是因为我可怜你!”不知为啥,想到这个情节我的脸刷一下子红了。心想,上学时的我,天真幼稚的跟男主人公差不多啊!

    F、河对岸的哭声

    光阴荏苒。初中两年的时光,在懵懵懂懂、打打闹闹中很快过去了。那年我15岁。

    初中毕业典礼后,我和同学们拿着书包往回走,其他的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和憧憬,我却感到很迷茫。有的说在家准备上高中,有的说要到城里干临时工,有的说要去当兵,还有的要进纺纱学校学习毕业后就是正式工。

    听了大家的打算,我默默无语。心想,今年我们村初中毕业的有梁尚达、丁建华、梁海林、梁安兰、梁安林和我共6人。按惯例也就推荐两人上高中。梁安兰是个女生,又是复习生,再加上学习好,肯定没问题。在我们5人中再推荐1名,按学习和表现丁建华的希望比较大,凭我在村里“坏孩子”的名声,推荐上高中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时,我当兵年龄还小,出去干临时工又没有关系,思考半天出路只有一个:在家砸坷垃种地。

    当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9分,我干一天才给7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上河”(即修农田水利工程),在离家十多里路的九寨寺,我和梁仁合叔负责看抽水机。俗话说“男愁唱女愁哭”。在那段时间,我常常站在大坝上,面对广阔空旷的田野扯着嗓子高唱“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抒情委婉的歌声抒发着一个农村少年对现实的悲愤和不满。看抽水机这工作比较清闲,可一个多月就结束了。第二份工作是上公社专业队修路。开始大家是以大队为单位一块干,我还可以“滥竿充数”。后来,有人看我身小体弱,怕拖累他们,就要求分开干,这下我可“原形毕露”了,身体根本吃不消,没干几天就被开回来了。此后,我在家就以割草为生了。

    我初中毕业那年,大妹12岁、二弟10岁、三弟8岁、二妹6岁、四弟3岁。由于家里人口多,年年挣不够工分,为此母亲哪个活累、挣工分多就干哪个,常常与男劳力摽着干。母亲不但挣工分,还操持一家人吃、穿、洗、用。在家里母亲总是丢耙拿扫帚的,喂猪、喂鸡、做饭、刷锅,从没有闲着的时候。六个孩子别说穿衣服了,别说刷洗了,就是每人一双鞋就是六双。那时的鞋底是一针一针纳出来的,特别费工夫。往往下面弟妹的鞋还没做完,我穿的鞋早已破了。先是脚拇指拱出来了,这还不怕,最怕的是鞋底一前一后磨出钢镚大的洞,而且越磨越大,走在草地里经常被蒺藜扎。每到快过年,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馒头、肉等好吃的。但又是母亲最劳累的时候。为了赶在年前,让孩子每人穿上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她常常不顾白天的劳累夜不能寐、通宵达旦。母亲从没说过累,或者说有什么怨言,对孩子们的付出她从心底里是愉悦的,这些从母亲在煤油灯下边做针线活,边哼着小曲的神态中可以看出来。母亲常说,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母亲的意思就是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日子也不能过到别人下面,那样人家会看不起。在我的印象中,一到早上,母亲的叫骂声就响起来,那简直就是我们家的起床号。为了少欠生产队里工分,每天早晨母亲早早就起来了,喊了老大叫老二,叫了老三喊老四。原因是母亲一早要上工,把我叫起来在家负责做饭,大妹负责照看弟妹,老三去割草。等母亲早工回来吃过早饭后,母亲继续上工,我就割草去。那时父亲是养路工,活比较轻松,就负责做中午饭。等我上午割草回来,母亲也下工了,我们吃上一口饭就和母亲又去割草去了。炎热的夏天,汗水不断地模糊眼睛,但我和母亲常常顾不上擦。有时渴了,我就和母亲捧几口河水喝。等到下午快上工的时候,父亲就推着推车把我和母亲割的草运回来晒上(晒干后卖给生产队冬天喂牲口)。母亲下午继续上工,我到家喝口水下午继续割草。到了冬天,天寒地冻,草冻得用镰刀一碰就掉下来了。这样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去割草,等到吃早饭时我推着一独轮车草回来(到现在,因割草我手上留下的伤痕还清晰可见)。就在那一年,我家卖了6000多斤干草,居全村第一,换回了400多斤麦子。

    劳累一天疲惫不堪的我,每当夜深人静还是偷偷拿出《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高玉宝》等书阅读。书中人物的奋斗精神、悲欢离合,给我带来了心灵的愉悦和无限的遐想。正是“他们”陪我度过了这段人生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光。

    转过年来的9月1日,是各学校开学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一个人在苇河北岸割草,却突然伤感起来。孔子说,“十五志于学”,而我却结于学,内心实在不甘啊!心想,就这样下去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时是个头啊?这时其他人都上学了,我感到孤独、无奈和悲伤。再就是我们村除了我预测的梁安兰、丁建华上高中外,梁尚达当上海军,梁海林也上高中了,我和他学习可差不多啊!我是越想越悲伤,越想越难过,竟一个人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怒号的苇河水,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少年心中的不平和悲怆。像高玉宝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发出的呐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哭声引来好多人的围观。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没到伤心时。我边哭边说“人家海林没爹(他爹因病去世了),还托人上高中了,我这有爹的还不如没爹的!”

    那天,我一点草也没割,是空着筐回来的。心想,让父亲打吧,打死了也比现在活着强。出乎我的预料,父亲竟然没打我。原来,有人把我哭的事早告诉了他。晚饭我也没吃就躺下睡了。可怎么也睡不着,隐隐约约我听到父亲与母亲商量说“上高中咱没关系,找谁呀?现在不是兴考试了吗?咱让他去复习吧!再考不上可怨不着大人了。”

    一生好强、从不求人的父亲硬着头皮找到了大杨学校的金学法校长。金校长说:“你的孩子不知道学习。有一次,他迟到了不进校门,在校外沟里打扑克,被我抓了个正着。”不知父亲说了多少好话,最后金校长终于同意了。背上母亲重新给我缝制的书包,我又走进了学校。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还是那些老师,但当我重新走进学校,却感到格外新鲜、格外激动。人,只要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力量,是任何困难也压不倒的。上学后,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勤学好问,刻苦钻研。那时我们有早自习和晚自习,每天早自习我提着煤油灯第一个到;每天晚自习我都是最后一个才走。晚自习结束后,我到家还坚持学到困得实在不行了才休息。很多时候,我就趴在煤油灯下睡着了,醒后再学一会,就直接去上早自习去了。由于我现在与过去反差很大,学习进步又很快,就经常“遭到”老师们的表扬。尤其是教数学的杨秀荣老师,因我数学基础很差,每次都问好多问题,但她总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每当我有一点进步,她都提出表扬进行鼓励。还有化学老师王宪青,她针对我在化学上的薄弱环节,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我吃“小灶”。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我的各科成绩在班级里都是前五名,为此,我戴上了大红花受到了全校的表彰。并且,在校黑板报上还出现了“向梁祖国大哥哥学习”的表扬稿。

    G、“金榜题名”

    由于校领导和老师们经常表扬,以及同学们的赞颂,使我有些飘飘然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复习生,经不起失败,在报考学校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又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一年的复读很快就要过去了,到了冲刺阶段暨报考学校的时候了。这时,我们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在一块商量该报什么学校。当时我们县有6所高中,当然教育质量最好的是一中了。不知谁说的要报考一中,当时我正在犹豫,又有人说,你学习这么好,你不报谁还敢报?这时被别人忽悠得飘飘然的我,真忘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古训,情绪一激动,就说:“好,我们报考一中!”。就这样在我的“忽悠”下,我和杨玉生、王贵军、丁建力、刘忠诚等五人报考了一中。

    考完后,大家还信心满满,准备上高中后继续努力,向大学冲刺。可是看榜后,人人垂头丧气,我们“全军覆灭”,个个名落孙山。

    这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这个结果是我从没有预想到的,对我来说可是毁灭性的打击啊!因为,我是复习生,他们都是应届生。他们考不上还可以再复读,可我怎么办啊?

    从县一中到我家30多里路,我是推着自行车走回来的。一路上我是边走边哭,伤心的泪水总也止不住。我感到真是太对不起父母了,家里克服一切困难让复读了一年,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殷切希望。

    走进村后,我的泪水再一次像开闸的洪水喷涌而出。我没敢回家,而是去了梁尚泉老爷爷家。

    在我濒临绝境的人生路上,是这位长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慰。他是我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

    尚泉老爷爷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他当年跟他的父亲在青岛上学,是青岛二中毕业的高材生。后来,因其它原因而未能上大学,又因成分问题一直陪他母亲在农村种地、讨饭、挖河,一待就是18年,吃过很多苦,后来接班到青岛市工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安排在邻村先锋当民办老师。在我复读的一年里,他在语文和数学上都曾给予我很大帮助。这次,我把落榜的情况向他说了后,他帮我分析说:“以你的成绩考个一般高中绰绰有余,但一中还差一点。你今后想怎么办?”我鼓足勇气说:“我还想继续复读,可我家里的情况,我想父亲怎么也不会同意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沉思了片刻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就欣赏你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这样吧,你再回大杨学校复读面子上不好看,你就跟我到先锋学校去上学吧!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的书费、学费由我出,这个你放心。”听到这话,我激动万分,恨不能跪下给他磕个头。但我知道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我今后的争气和有出息!但我还是有顾虑,怕我父亲不会同意。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就说:“你放心回去吧,你父母的工作我来做。”

    我推着自行车回到家,等待着父亲的“严惩”。

    出乎预料的是父亲见到我不但没有打骂,而且和蔼地说:“考学的事我听说了,你努力了没考上就算了,这就是命啊!咱们家几代从没出过念出书来的,今后该干啥就干啥吧!”听了父亲的话,我红肿的双眼又盈满泪水。心想,父亲没有责怪,已经变化很大了。要是过去,一年工夫白废了,不是一顿打就是一顿骂。父亲后面的话,我听得很清楚,就是不要想三想四了,在家老老实实种地吧,这是命中注定的。此时心想,我是老大,弟弟妹妹还小,家里没有干活的,父母太辛苦,我又长了一岁,总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了。就现在家里的窘况,再提复读的事怕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不久的一个晚上,天黢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心也像这天一样乌黑一片,没有一点光亮。在豆大的煤油灯下,我刚吃过晚饭,就看见尚泉老爷爷来我家了。他肯定是来说我复读得事的,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就悄悄地出屋了。其实我并没走远,一直在院里的窗前注视屋里的动静。我听到尚泉老爷爷说:“祖国这孩子,不能说太聪明,但肯努力、肯钻研,非常有志气。这次的落榜主要是报错了学校,以他的学习成绩报考个二中肯定没问题。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孩子有决心,你们就再给他个机会。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花钱方面一切由我负责……”沉默,沉默。显然父亲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斗争,姊妹六人就我能干点活了,这一复读又是一年,要是再考不上呢?我在外边感到过了好久好久,二弟祖平才出来说,父亲让我进去。我胆战心惊地进屋了,就听父亲说:“就听你老爷爷的吧,过几天跟他去上学吧!”听了这话,我心里真是比蜜还甜。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父亲能让我再次复读,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啊!我说:“爹,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和老爷爷的期望,再考不上我就不配做您的儿子!”

    事后,我知道是尚泉老爷爷执着和无私的精神感动了父亲。按村里辈分我叫他老爷爷,其实早已出了“五服”。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且还答应给孩子出学费、书费,人家为的啥?还不是为了您孩子今后的前途和发展嘛!

    要强的父亲并没有让老爷爷为我出书费、学费,他感到这样已经很麻烦人家了,再让人家出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我不知道从不愿意求人的父亲,在我第二天要上学的那天晚上跑了多少家、说了多少好话,但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很晚很晚才回家,当早晨我走时他把用手绢包得整整齐齐的里面有毛票、钢镚的7元5角钱放到我的手里。我接过来拿在手中,突然却感到很沉很沉……

    就是在这种坎坎坷坷的波折中,我又开始了求学之路。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一切使我感到很陌生,但万变不离其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我当时的座右铭。在先锋学校学习两个多月后的一次考试,终于为让我来上学的尚泉老爷爷赢得了一些荣光。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还实行中专招生即初中毕业考中专(称为小中专),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所以这种小中专当时在农村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公社文教组为了提高小中专升学率,在全公社进行统考选拔一个由40人组成的班称为“尖子班”。公社文教组将集中优秀师资力量进行教学。在先锋学校,我和董凤翔、贾风喜、杜深云等16名同学参加了考试,出人预料的是只有我一人“金榜题名”。

    消息传到家里,父母感到非常欣慰,给他们的脸上也挣了面子。同时,在我的心中也燃起了希望之光。心想,如果考上小中专一下就跳出了农村,为家里减轻多少负担啊!

    “尖子班”设在交通比较发达的赵庄,离我家有10多里路。非常巧合的是,我与从大杨学校考来的我们同村的丁建强成了同桌。在班里,我还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杨玉生、王贵军是考一中时和我一块落榜的;还有一个高个女生。在上次考一中前我也参加了全省的中专考试,考试时她和我在一个桌。考试中,我曾用眼睛的余光偷看她的试卷,被她发现后悄悄盖了起来。此时,我窃喜:还不让我看,原来你也没考上,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学后才知道,她叫付秀珍,父亲是公社文教组的领导。怪不得那时傲慢得像公主,原来真的有点来头儿。

    刚到“尖子班”还有点得意洋洋,认为自己是佼佼者。可是,后来越来越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一次数学摸底考试,使我感到无地自容。那次考试其实并不难,主要是考基础。卷子上有一道题问“0”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我答的是:既不是有理数,也不是无理数,是中间派。老师在讲解试卷时,说了这个事,引起全班哄堂大笑。霎时,我脸上发烧,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尖子班”果然是强手如林。我这在先锋学校每次考试数一数二的学生,在这次数学摸底考试中竟然是倒数几名,这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时我有些后悔了,在这里没有老师的宠爱,没有同学的赞赏,就是向老师咨询问题,也没有以前的老师那样热情和耐心。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想到父母期盼的眼神,想到以前老师的殷切期望,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勇往直前。

    由于离家比较远,我们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铺上稻草和麦秸打成通铺,住下了我们12个学生。由于大家都忙于学习,又没地方洗澡,房里的味道十分难闻。吃饭,是我们带玉米面交上,学校食堂统一给做粥;主食,是各自从家里带,食堂负责给热一热。由于当时我家8口人,只有父母挣工分,每年都欠生产队工分,所以,一年到头分的玉米只够做粥喝,主食就是地瓜。我吃得天天“烧心”、吐酸水,但是毫无办法。有时,母亲知道我正长身体,学习又累,心疼我就偷偷在盛干粮的兜里放几个玉米饼子,但我知道后总是悄悄放回去。不管怎样我坐在教室里不干活,还是让干活的父亲、母亲或年幼的弟妹吃(母亲是从来舍不得吃)。我吃上地瓜已经不错了,可是家里吃的是什么呢?夏天吃榆叶、槐花和苜蓿等野菜,这些东西放上点玉米面,在锅里一蒸就能吃了;冬天把榆树皮晾干碾成面摔成面条,或者把地瓜干碾成面擦成丝煮着吃。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春末的一天,我吃了母亲用野菜做的菜糕去上学,走到半路头晕呕吐,就赶快往家跑。到家后才发现一家8口7口人都上吐下泻,只有2岁多的四弟祖宝平安无事(他太小没有吃,他吃的是面糊)。原来吃的那种“野菜”有毒,我们食物中毒了。

    那时,我感到天下最好吃的美食莫过于四弟祖宝吃的叫“面糊”的东西了。那是把面粉用水和和,在锅里滴几滴油,然后把和好的面倒在锅里,烙成巴掌大软软的小圆饼。有一次,家里没人我就偷偷撕下一小块吃了,感到真香、真好吃啊!心想,如果哪一天能吃上一顿这个就好了。

    在学校每天吃饭时,我看到别人有带饼子、窝头的;还有带馒头、包子的。为了怕别人看到我老是吃地瓜,每次盛上粥我就拿着用手绢包着的地瓜到校外去吃。吃完了围着学校转两圈,顺便背背数学公式和物理定理,回到教室正好别人也都吃完了。那时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好像特别能吃,本来是计划好三天的量(中间每周三回家取一次),可是吃着吃着不是少一顿就是少两顿。没有办法,那只有喝粥,每当这时我都抢着去刷盛粥的桶,别人认为我表现好,其实,我是先把桶拿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从桶里还能空出半碗粥,这样正好安慰了我咕咕直叫的肚子。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放松身心,我们同学们也常常打打闹闹、讲讲笑话自娱自乐。

    不知道为啥,我感到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夜里我们出来撒尿,尿在空中还冒热气,到地下很快就结了冰。

    有一次,一个王姓同学,半夜出来撒尿,不知怎么受了风,撒尿的“玩意”肿得又粗又大,没法去上课。那时,教数学的正好是漂亮的女老师贾秀芬。因王姓同学学习很好,老师比较注意,发现他没来上课,就问:“怎么回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都憋着笑谁也不说话。女老师就急了说:“到底怎么回事?跟他一个宿舍的同学全部站起来!”我们全部站了起来。看实在瞒不下去,一个杨姓同学急中生智说:“他说他头疼!”我们10多个知道内情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扑哧”声全笑了起来。

    不堪回首的日子终于快过去,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了。我们这次考试是全省试点,也就是小中专和高中招生是同一张卷子。考得最好的上一中,考得中等的上小中专,这个“火候”实在很难把握。我找到上次跟我一块落榜的王贵军商量报啥学校。他说:“我想报考车站中学。因为它教育质量比一中稍差一点,比别的中学又都好。并且,地点在城里交通方便环境又好。”我和他的学习成绩彼此不分上下。我就想了想说:“好,那咱们一块报考车站中学。”可是,等到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我不能承受再一次失败,心想,车站中学条件那么好,报考的人肯定很多,于是,我就悄悄填报了比车站中学稍低的县第二中学。考完试回到家后,我为了弥补这两年复读给家庭带来的亏欠,轻活、重活都抢着干,努力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帮他们卸下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在这个时候,我也在深深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考上高中后,学费怎么办?

    几天后,我就到三叔梁仁忠、四叔梁仁华所在的副业队(现在叫建筑队)当小工了(四叔在部队没能提干,这是在部队学的手艺)。大工是负责砌楼房,小工的工作就是和泥、搬砖和运石头等零活。当小工的第一天,我负责向在十多米高的楼墙上抛砖,刚开始还行,可是越抛越累,但我咬紧牙关仍坚持着,等到晚上收工时,我累得走路都有些困难了。晚饭后,三叔和四叔看到我手上磨出的四五个血泡,都很心疼,劝我回去别干了,但我摇摇头说“我能坚持!”那时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挣下我上学的学费,不让父母再为我去借钱了。

    副业队每天天不亮上工,等天黑了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人,只要心中有信念,就永远不会趴下,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不刷牙,不洗澡,上工时积极表现(为了多挣点钱),下工后吃点饭倒头就睡(为了积蓄力量,坚持下去),20多天后,我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人也黑了、壮了,基本上适应了副业队的艰苦劳作。正在这时,从家里传来消息:我以五门科目(每科100分)总分432的高分,被县二中录取了。

    副业队上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三叔、四叔当然是更高兴了。他们帮我收拾了东西,捆好了被子说:“赶快回家准备准备,到了学校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这一辈子也不希望你再干这个了。”我说:“上学还早哪,我要干满30天好结账。”就这样,我在那里干了整整30天。这也是我一生中最苦、最累,最无奈的30天。也许从那时起,更坚定了我一定要逃离农村,逃离贫穷的想法。

    当我把长大以来第一次用苦力挣得30多元钱交到父亲手里,我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自豪,感到终于为父母尽了一点心意和责任。

    县二中坐落在县城南10多公里处的伦镇镇,距我家有近15公里。学校建于1956年9月,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建校几十年来为社会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1979年的9月1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上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带着生活用品和入学通知书,骑着家里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向着理想的“圣地”进发了。

    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原来所上的任何学校都要好。学校建在镇南面,三面是绿油油的庄稼地。校园很大,路径平整,绿树成荫。尤其是教学楼前那几颗长得很粗的古树苍翠欲滴,好像向人们炫耀着它的日月沧桑。

    这次学校“高一”共招了4个班,分为10级1至4班。因我考的分数比较高,我被分在了10级1班,共42名学生。坐在高中的课堂里感觉格外不一样,因为这里曾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实现远大理想的必经之路。

    H、超出人预料的抉择

    上高中时,我的同桌名叫张忠勤,年龄比我大两岁,家是县搬运公司的。我俩不但是同桌,而且睡觉也在一块儿。当时学校宿舍住的是上下床,两个上下床并在一起,我俩睡上铺。由于高一离高考还有一年(那时农村高中是两年制)。大家又刚经历了中考,紧张的神经有些放松,所以班里的学习气氛并不浓。

    张忠勤年龄比我大,家又在城里,所以见多识广,经常给我讲一些趣闻、趣事和人生经历,使我感到他懂得真多,令我非常钦佩。

    由于出身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一样,再加上我两次复读的经历,致使我背负的包袱很重很重,所以我在学习上比他刻苦许多。我总感觉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在家劳作的父母,还有只上过几天学,就早早辍学在家帮衬父母的大妹祖荣。可是,令我奇怪的是,我上课聚精会神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有时夜里还偷偷起来加班加点,可学习成绩总赶不上他。更神奇的是有许多课程老师还没讲,他就都会了,包括高二的课程,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晚饭后,我俩出去散步时,就向他讨教学习上的“秘诀”。他看我非常虔诚就向我讲了实情。

    原来,他是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重新又从高中读起打牢基础准备再次考大学的。像他这种情况与我俩关系比较好的刘春华也是,在我们整个班占到二分之一还多。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一下傻了眼。心想,我是初中生考来的,对高中的课程还很陌生,就是再努力也很难赶上他们啊!更别说考太学了,那肯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那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上两年高中考不上大学,这一切还不是白费。两年啊,700多个日日夜夜,父母的辛劳、弟弟妹妹的付出,我该怎么回报呢?如果不上的话复读了两年才考上,也非常可惜。

    正在我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候,一次我回家取干粮的“遭遇”终于使我下定了决心。那时,我们村有几个在二中上初中的学生喊着我一块走。他们年龄比我小好多,个子也都比我矮。当时家里正忙着收地瓜,我提着母亲给我准备好的干粮刚出门,正在忙碌的父亲不知为啥就生气地说:“你看你这么高的个子,也不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成天跟小孩们来来去去,也不嫌丢人!”

    由于父亲对我打骂习惯了,也许他并不在意。可是这次却给我带来了深深的刺激和伤害!因为我已长大,当时已17岁了。也许我确实感到两次的复读对家里确实亏欠很多,再加上我这么大了还不能在家干活,我一句话也没说,眼含泪水默默地走了。

    一路上,我委屈的泪水不停地在淌,影响得其他几个跟我一块走的学生陪我哭了一路。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下定了决心:吃完这次带的干粮,我就再也不去上学了。

    高尔基说过,苦难是一所大学。不幸的人生往往孕育出成熟的理性。在那个时候,一个农村青年要想离开那片土地,要想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实现美好的理想,只有两条路:一是考上大学;二就是当兵。考大学这条路对我来说已经行不通了,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当兵去。当兵!当兵!!当兵!!!

    在当时,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出路。

    决心下定后,我先找到当时在大队担任支部委员的二叔梁仁义,把我的想法给他说了,他很支持。我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万一不在家您先给我报上名,并且一再强调要保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

    这一次,虽然看似我贸然做的决定,其实当兵的念头已心存很久。在很小的时候,通过看了电影《英雄儿女》《侦察兵》《渡江侦察记》《上甘岭》《奇袭》等战斗影片,王成、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形象早已深入我的心里。特别是1979年2月17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对我影响很大。当我从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特别激动和兴奋。那时,我还在“尖子班”上学,有次回家就对母亲说:“我去当兵打仗吧?”母亲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地说:“别想三想四的,好好念你的书。”那时我的想法倒不是特别高尚,我是想和平时期,仗打少了,英雄出的也少了,“乱世出英雄”嘛!到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打几仗,弄个英雄当当,以后再也不会回来种地了。想法天真而可笑。

    没想到当兵进展得很顺利。那次我们大队跟我一块验兵的有梁仁江、王勇志我们三人。出乎预料的是,经过"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三人全验上,可等到武装部通知换服装时却成了我一个人。后来到部队后才知道,政审时我填写得是高中毕业,他们填写得是初中毕业,当然,部队选择“高学历”的我了。人的命运有时完全是偶然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的一生就是这样改变的。假如不是我耍了个小聪明,把上高中三个月说成是高中毕业,那样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等我换上服装后,帮陈庄二姑家盖房的父亲回来了。当父亲得知我要当兵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为我复读两年才考上的高中说不上就不上了,又感到非常遗憾。

    在临走的那个晚上,我把在家所有穿过、用过的东西全都整理好、摆放好,包括一条内裤(本来内衣是可以带的)。我默默地下定决心,要赤条条走出这个家,不干出一番成绩绝不回来!

    夜已经很深了,可父母还没有睡意。一是对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恋恋不舍;二是本想让我在走之前把婚事订下来,因我坚决反对而未能如愿,还在试图做我的思想工作。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有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两家早就有这个意思,可我却并不知道。我这当兵一走,人家提出来要把婚事订下来,不然我这当兵一走就是三年,女孩不放心。父亲还说:“三年后,你二弟也到了找媳妇的时候了,你订下了我们当父母的也就放心了。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人家比咱们家条件好,不嫌咱家穷就不错了。”我说:“我年龄还小,到了部队还不知道是啥情况,订下婚事我就有了牵挂,还是等我好好干三年之后再说吧!”父亲又说:“人家可不等你,以后你复员回家找不到媳妇,可别怨我们!”我说:“爹,你放心吧!以后不管结果如何,我决不会怪罪你们!”这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坚决,且肆无忌惮地违背了父母的意愿。

    那一夜,我穿着舍不得脱下的军装,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屋内挤满了来给我送行的人。按老家山东的风俗“抬腿饺子落地面”,母亲已下好了饺子,我勉强吃了几个就快到了集结的时间了。我拿起背包,眼含泪水向亲人们一一告别后,父亲用自行车就把我送到公社的集结地。一路上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也许他真的舍不得我走;也许他心里还在怪我没答应把婚事订下来。

    这次在我们公社共征集了50名新兵。其中济南市下乡知青25人,我们农村的25人。我本来认为自己个头还行,可是到了集结地,一按大小个排队,这还没到部队我却成了“副班长”(部队副班长站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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