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的对越厮杀,正处于激烈胶着。

    北国的京城却丝毫感觉不到那种紧张。

    或许最能让部委官员们直观受到的影响,就是随着国家决定撤军控制战争规模、把一些鹰派人设的人才,从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门。

    长安-街上,一机部办公大楼内,外事局局长办公室。

    局长同志扶着黑框眼镜、端坐在办公桌前,拜读周部长让秘书转发的一份报告。

    打报告的单位正是钱塘制氧机厂,内容也正是顾骜指点陈思聪写的那些。

    周部长转发之前,圈阅了两句话:“在国家专心经济建设、缩减军工订单的困难时期。外事单位应积极协助企业、寻求对外技术合作、及军转民应用场景。在不违反国家敏感技术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创造经济效益与出口创汇。”

    这个圈阅,说明周部长已经结合中央精神,准备在这一块立典型了。

    周部长在部里根深蒂固,1952年国家建部时,他就是部里的一位局长了,此后近30年一直在部里工作,在部长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所以大家都习惯了绝不质疑周部长的决定。

    改开初年,百废待兴,具体到国家的机械工业领域,政绩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民用科技逐步发展、实现更多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自足/出口创汇。

    这块工作非常繁杂,体量也大,等闲弄出上亿美元的额外出口额,在一个国家部委的层面,也很难算突破性的政绩。(当时国家一年的外汇储备才不到十亿美元,每年外贸收入大概二三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涨10几倍。)

    第二块,就是军工订单的转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谋求对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搁在兵器工业部(60年代叫三机部),这块工作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机部没有那么多涉军技术,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任务也轻一些。但如果想树典型,依然是很有看头的,是个出政绩的好地方。

    局长感受到了周部长的决心,他自己也就充满了干劲。

    “让小包来见我。”他让秘书打了个内线电话。

    不一会儿,包丞丞就到了。

    “局长,您找我?”

    局长随和地问:“钱氧这几份报告的可行性,你怎么看。这厂你应该也熟,当年我就带你去过。”

    包处长显然是提前知道陈思聪会上书,所以预习研究过了,了解得挺透彻:“我觉得可行性很不错,但有些风险也不能不考虑,具体操作时应该注意回避。”

    局长顺势追问:“怎么说?”

    包处长抖擞精神:“制氦机目前有美苏德法四国能造,去掉苏联人不进入西方市场,我国也只能算是第五。因为不了解外国人的技术秘密,我们无法准确评估钱氧新搞的‘膜法制氦’技术究竟是‘填补国内空白’,还是‘国际领先水平’。

    而专利申请是要费用的,把一组新的方法发明妥善保护起来,在西方主流国家,大约需要数万美元的法务成本。一旦申请成功后,每年还有数千美元的年费。

    同时,资本注意国家的专利制度,都是本国保护制,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申请、只在这一个国家受保护。我跟钱氧的同志稍微算了一下,即使只在美法德日这些国家申请,前期法务成本可能是20万美元、以后每年交大约3万。

    如果交满20年,未来的总法务开支就是80万。一旦这个技术最终的创汇前景不能远远超过80万美元,部里就存在外汇亏空的风险。”

    局长皱了皱眉,在心中盘算几秒,问道:“目前卖给纪念堂那套制氦机,售价是多少?”

    包丞丞中肯地答道:“那个才卖了200多万,人民币。不过这价格作不了数的,不但研发成本一点都没摊销进去,连人工、管理都没算,基本上就是个材料钱——

    这种工程,都是半卖半捐、没人敢赚钱的。如果国内会有平等的单位,在商言商想买,我觉得卖五六百万人民币没问题。”

    (PS:这个行业离生活比较远,大家对价格不容易有概念。我举个例子,80年代杭-州这边市级医院如果自配小型制氧站,大约是40万人民币一套。能耗很不划算,制氧量也就够医院自己用,好在还能同时提供医院需要的液氮。

    如果是钢铁厂要吹氧,至少几百万。制氦机同等规模比制氧再贵上十倍,空气分离类设备大致就是这个价位。)

    “中型制氦机六百万人民币一台,如果按照黑市汇率算,也就70万美元。按照25%毛利,至少要卖出4套,才能做到人民币结算不赔、净创汇300万美元。”

    局长心中暗暗算了一番,不过并没有说出来。

    如今为了国家颜面,官方的强制结汇汇率是很高的,1美元还换不到2块人民币。

    但外国人是绝对不会按这个汇率来换的,实际黑市上的汇率大约在1比8~10之间波动。

    “小包,有没想过风险回避的法子?”局长皱着眉问。

    包处长肾上腺素分泌微微提升,吸了口气,说道:“办法倒是有,就是不知道政策上……”

    “先说来听听。”局长很有魄力地鼓励。

    “就是先派人去香江,找找看有没有提供国际法务代理的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让他们风险代理——

    先把申请工作做起来,咱只给很少一部分预付款。只要确认我们的技术确有先进性,可以授予专利权,那么后续的法务费用,就暂时由他们垫付承担,我们不掏钱。

    同时,可以把寻求技术买家和海外客户的联络工作也分包出去,只要未来我们的技术实现了出口,我们在销售额里分给代理公司一定比例。这样我们卖得越多,代理公司赚到的钱也越多,有些财大气粗又有眼光的代理商就愿意接了。”

    局长沉吟了一会儿:“那你看到过的同类案例、风险代理会收到多高的比例?”

    “我见过要未来销售额的25%的,或者直接技术授权费的50%。”

    局长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就相当于,按照这种方案,最终部里确实有可能一开始几乎不花本钱、不承担风险。但未来如果真的大卖,每卖出四套设备,就有一套的钱是全部给香江代理公司的。

    对产品和技术没信心,又想做无本生意,就是这个代价。

    如果顾骜此刻在场,他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国家在外汇方面,居然会穷得连律师费/代理费的风险都不愿意承担?

    这种后世技术人员无法想象的困难,在如今却是实打实的患得患失。

    可惜,即使顾骜在场,他也没有20万美元,想亲自承担这个风险都不可能。

    就算有钱,技术也不是完全由他提供的——他只是给了核心的点子和努力方向,真正落地还是靠老爹厂子里那么多技术人员、埋头苦干了一两年取得的,他根本没有立场去自己据此牟利。

    “还是这个办法稳妥一点,至少卖不出去,也不会先在律师费上赔外汇……真卖出去了,无非以后少赚点。”

    局长思之再三,也是没办法,只能上会请部长定夺、再问问中央这方面的政策。

    涉及出口的境外知识产权问题,如今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连伟人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提法,都还要过两三个月、才正式宣布呢。

    外汇如此紧张的时期,没赚钱之前先花美元,那是万万不敢的。

    ……

    几天之后,一机部也不知上下请示了多少回,最后听说甚至把方案捅到最上面了,还是最上层有魄力,终于定了下来。

    局长连忙第一时间把包丞丞找来:

    “小包,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去办——装备出口,给风险代理的比例,不能超过销售额的20%。直接对外收取技术授权费的,代理费不超过35%。能谈得更低,就给你记功。

    这次就特事特办,如果效果好,未来再摸索别的合作方式。你需要什么资源、什么配合,现在和我说。”

    “我带几个平时搭档的工作人员就行,另外,带个外交部转来的实习生,可以么?”

    “实习生?为什么非要实习生。”局长内心,是很排斥这种不稳妥的安排的。

    包丞丞也是没有别的选择,于是解释道:“那位实习生叫顾骜,他本身就是钱氧的技术干部子弟、制氦机研发过程中,作出了不少技术贡献。

    我想有个技术方面比较懂的人员,也有利于谈判——不然我很难跟那些香江律师吹嘘这个技术多么有前途、多么值得他们风险代理……”

    “局里还来了这么能干的实习生?小宋,把他的资料履历调给我看看。”局长前半句还是在跟包丞丞交谈,后半句就转向了自己的秘书。

    这一看不要紧,关于顾骜的很多光辉业绩瞬间就铺陈了开来。

    “原来就是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供稿的啊,难得。本以为是个哲学人才,没想到搞技术也有一手,这是真没想到。”

    局长的惊诧,溢于言表。

    “而且在校表现也不错,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很精准嘛。无论是当初越南跟柬埔寨战争的扩大化进程、还是如今我军进攻,都推演得像模像样……”

    看完顾骜的全部在校表现,局长决定多给他一些机会。

    “小包,那这次你就先带他去香江,如果确实事情办得好,我看下次也可以带他去伊拉克。年轻人确实术业有专攻,我们也不能因为年纪而不用。”

    局长的这个决策,还是比较稳妥的。

    相比于膜式制氦机这种新技术而言,六万方大制氧是国内已经搞出来七八年的成熟技术,所以哪怕未来外事局要找技术口的同志一起出差、去外国推销,也不该轮得到顾骜。

    而是应该去钱氧找个老资格的技术骨干——比如顾骜的老爹顾镛,资历肯定是够的。可惜老爹文化不够,只会埋头苦干不知道怎么吹嘘技术,所以实际上得换个口才好的“技术吹”。

    就像后世的科研项目组里,那些专职负责做汇报的“科学家”。

    但是眼下,既然陈思聪的两个提议是一起提到部里来的,有了前一个作为顾骜能力的试金石,局长也不介意给一次观察的机会。

    包丞丞得到了明确的命令,当下再不迟疑。先回办公室,交代了一番自己的助手,排出了行程,然后就蹬着自行车,直奔外交学院,通知顾骜准备去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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