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的随口吐槽,萧穗也没往心里去,只当顾骜又是瞎想。

    谁知顾骜是个脑洞大如天的家伙,一旦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敢果断继续往下想。

    他想起了一些NHK表现50年代曰本社会的年代剧。

    不得不说,曰本人拍出来的年代剧,多半还是严谨的,曰本人195X年的贫穷程度,跟国内198X年几乎一样。

    比如有一本堀北真希拍的、题为《乌梅酱先生》的晨间年代剧,穿越前顾骜在B站就刷过。(这里的“先生”是“医生”的意思,日语里写作先生的,包括老师、医生、律师。)

    片子里那些50年代的曰本人,在电视机刚出现那两年,居然挤在东京的大广场上,几千人围着一台看NHK的节目。

    而1980年代的国内情况也差不多,前世顾骜听长辈们聊起那段刚刚百废待兴岁月的社会见闻。就提到过那时去探望义乌、东阳的婺州乡下亲戚,就在婺州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过免费公开放的电视机,放过《沪江滩》,每到晚上黑压压围满了一广场的人。

    当然了,吴越省在80年代应该算财政状况相对还行的省份。至于内地的贫困省份、地级市的火车站有没有公放的电视机,顾骜没调查过,也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没有客观条件,顾骜可以适当制造一下条件,他如今有这个实力,而且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想到就做,他立刻给身在特区的韩婷打了个电话。

    “韩老师,汉乐电子转产电视机的事儿,安排得怎么样了?离上次你给中信报备,也快一个月了吧。”

    电话另一头的韩婷,听起来没什么好气,应该是太忙了,嗓音都能听出憔悴:“哪那么快呢!只是把必要设备弄来了,小规模试流了一下,大多数还是拿的进口半成品组装而已。

    再说了,你的‘吃豆人’和‘炸弹人’还有不少销量呢,公司的‘坦克大战’也还没榨干,这么急干嘛?生产电视机本来就是个备用的后手,后续的两个月暑假,最多也就平均分出20%剩余产能来造电视机。”

    汉乐电子如今月产5000台街机的规模还是有的,生产电视机比街机还方便些,即使是20%产能,两个月也有3000台了。以国内如今电视机的稀缺,销量绝对是不愁的。

    国产电视机厂的大规模上马,都是84年左右的事儿了,产量第一次过剩得87年左右。

    顾骜盘算了一下后,进一步建议:“韩老师,不知你有没有打算过,为汉乐电子的产品和品牌打广告呢?”

    “广告?为什么要打广告?电视机又不是烟酒,生产多少都卖得完。”韩婷思维很清晰。

    顾骜:“烟酒一样卖得完——你以为米娜家的YL特曲,不打广告就卖不出去么?不,只是卖不出高价,不能卡住仅次于茅五剑泸之后的‘中高端酒’定位。打了广告,才能卖到4块钱一斤,而不是1块5毛钱一斤。

    汉乐电子如果愿意生产档次和技术指标优秀的电视机,稍微打点广告,才适合涨价销售。加上你是合资企业,不需要考虑国家的供货指标,卖电视机可以不收工业券,肯定有各种万元户和乡镇企业主会买一台的,先富起来的人不缺这点钱。”

    1980年,国产的小黑白电视机,普遍在1000块以下,如果是14寸以上,才能破千。而进口的彩色日货,轻轻松松一千多,最大的18寸,2000都能卖出去,还得凭专门指定的工业券。

    至于国产的彩色,如今也有少量生产,但卡得极严。因为彩色显像管还不能国产化,要花珍贵的外汇进口,国内只是进行一下组装。

    国家去年倒是在陕省的咸阳、投资了国内第一家彩色显像管厂,可预期要82年才能投产。

    而汉乐电子与国内其他厂子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位于特区的沙角工业区,那里进口原材料3年免关税,自然也就包括了“进口外国显像管免关税”,这一块就比其他国内组装厂有碾压性的成本优势了,几乎形同吊打小学生。

    而且沙角开发区独有的强制结汇豁免额度,也让汉乐电子可以依据政策、在自己出口创汇的收入中,截流一部分自行决策采购境外物资。

    韩婷如果想造每台售价2000块的高端电视机,哪怕将来年产量控制在十万台,国内都有足够的有钱人来消化。

    中国那么大,还凑不出每个县几百号有能耐的万元户?同时满足“高端”兼“不凭票限量”这两点的细分市场,几乎是没人抢的,独此一家。

    “到1982年、沙角工业区的‘前三年进口来料免关税’政策到期之前,国内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单位能享受这种政策。同样是到82年为止,咸阳的彩虹显像管厂投产之前,国产化也断无可能。你只要占住这个品牌心智,就等于躺着白捡两年高利润。”

    顾骜最后如此分析。

    韩婷终于颇为意动,觉得花钱打打广告貌似也行。

    “米娜的酒厂,去年你给她作价30万人民币,白打了个广告吧?电视机怎么也高端一点,我可以想办法决策,到时候拿出50万打广告。不过,你有性价比高的作品媒介推荐么?”

    顾骜循循善诱地说:“引进火爆电影、贴片广告的机会不是每年有的,而且这门生意已经不让做了。但我有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所有广告,都要严格遵守传统的嘛,你做一点好事,让电视台,甚至是大量报纸媒体报道你,一样能起到广告作用,甚至更大。因为你是第一个这么干的。”

    “有点儿意思,说清楚点。”韩婷也非常干脆利索,她只要听从了顾骜的计策,从来都是不墨迹的。

    顾骜终于露出了贼笑:“我建议你,拿出个成本50万左右的产品、毛利报高一点,虚称100万,然后找几个铁路局捐献出去。就当是丰富人民生活、让更多老少边穷人民能看到新闻连播、帮助宣传国家开放成果。

    具体监控方法嘛,你可以指定用途,让各大铁路局别把东西弄到领导家里,而是确保装到各个地级市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甚至门口。装好后,要求有关部门拍几张实际投放状态下的照片回来。”

    顾骜的说法,已经可以尽量防止截流挪用,如今的人思想至少比20年后纯洁些,胆子也小。外商戴帽子过来的物资,敢明目张胆截流的不多。

    就算有,只要是少数,顾骜也认了。

    因为这几十万花下去,绝对比正儿八经渠道的广告,效果要好得多。

    各地报纸肯定也会作为政绩疯狂吹嘘的,比如“我市火车站惠民项目如何如何、与民同乐如何如何、送电视下贫困市如何如何……”

    如今的地方新闻本来就少,记者们都愁没大事儿填满格子呢。

    韩婷暗暗觉得不错,却也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办法是不错,但怎么总觉得你另有企图?你小子不会连我都算计了吧?不然你都把汉乐的股份抛给我了,还帮我出谋划策?”

    顾骜也不想瞒着韩婷:“我确实也有一点点私心,但总的来说,绝对是你得到的好处多——我是觉得,暑假结束之前,我投资合拍的《沪江滩》,就要在内地上映了,首映看到的人民太少,我也觉得惋惜嘛。能让更多偏远贫穷地区的人民丰富精神生活,这总不是坏事吧。

    而且我有自信,央视在看到我的节目的收视率、尤其是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读者来信数量,肯定会多重播几次的。”

    顾骜虽然有抢占空白品牌心智的想法,但毕竟是做了好事,各方都捞了好处。

    至于央视“看到收视率”后决定多重播,只是顾骜随口说的。

    如今央视不管放什么东西,只要是黄金时段,收视率70%以上都是轻轻松松,凡是有电视机的,几乎没有舍得不看的,节目再烂也看。

    所以决定重播的最主要因素,还是观众的来信、来电这些反馈。

    韩婷斟酌再三,终于决定采纳。

    她也一事不烦二主,直接让顾骜给她说些操作层面的细节。

    顾骜一边回忆着前世看的堀北真希《乌梅酱先生》、结合如今的切身体验,分析道:

    “要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里看电视,区区十几寸的屏幕,让人隔着几十米围观,根本看不到什么。电视机尺寸再大也也没用,充其量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

    所以关键是要给电视机配很大功率的音响,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几个。靠BGM和台词来让观众感受氛围。

    说白了,还是免费广播时代的传媒套路,只不过比广播稍微多了点辅助脑补的提纲性画面。毕竟视觉信号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随便一吼让整个体育场几万人听见都很轻松。”

    “行,这事儿我下个月就开始操办。”韩婷也是懂点儿宣传理论的,听了深以为然。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30年代电视在西方就出现了,却整整20年都没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宣传工具、罗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广播——因为广播是对受众富裕程度门槛最低的宣传方式,哪怕赤贫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样能听到总统的“炉边谈话”或者元首的“意志胜利”。

    同样的,很多人恐怕都没想到,一直到1985年为止,其实全中国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娱传媒演艺界人士,是说书的单田芳老师。

    人家早在1962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没上电台,光靠小场子走穴就能赚四五千一个月,有十几块劳力士手表。79年后上了电台,按收听率有奖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出的收听率奖励极低极低,但架不住最后统计上来有6亿人收听。(当时电台没那么多节目,会轮播。所以重播的时候你还开着收音机,会被统计两次。这是算法导致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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