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是这样说,让众人安心,实际上适心中自己都有些紧张。

    如今泗上天下派是主流,他借用天下派压制了非攻立国派,煽动起来了利天下的狂热。

    这件事长远看是好的,但是短期看必然是有反噬的,那就是事到如今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动手了。

    不然民意沸腾,再行压制,那又是思潮混乱,之前数年的舆论转向毫无意义;将来的统一战争也要受到影响。

    就算是为了彻底压制非攻立国派,这一仗也必须要打。

    宋国的局面对于泗上是个很尴尬的存在,如果宋国这的能够保证完全中立不受其余诸侯控制,那其实是对泗上最为有利的局面。

    那样的话,名义上宋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就是泗上的市场、原材料基地以及后备人口补充地,以及做一个非常完美的缓冲国。

    五年前适放弃了齐西南地区,力排众议归还了齐国所有被占据的土地和富庶的汶水平原区,为了就是不希望墨家过早地卷入中原乱局。

    宋国的地势比之齐西南更为敏感。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种种政策和盟约,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宋国各自为政,做一个名义上的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一块又一块独立的封地和城邑。

    本来可以利用皇父一族和其余贵族关于集权还是分权的矛盾,可现在双方摒弃前嫌,至少在大敌面前通力合作,这就让墨家很难做。

    宋国距离泗上太近了,既苦于工商业不足够发达、又苦于工商业已经发展。

    旧时代的痛楚还未抹去、新时代的痛楚也已降临,在平等这件事上,农家比墨家要激进的多,他们自称真正平等派,既反旧贵族,也反那些转型为经营性土地主的新贵族。

    宋国大量的失地农民,使得更为激进的农家在宋国这几年的影响力大涨。

    墨家一直在控制泗上的局面,可那些贵族的所作所为,让墨家已经控制不住。

    怒火滔天之下,要是农家起事,那可比墨家要激进的多,贵族们依旧在作死,到现在这种局面,如果再不出兵迅速平定宋国的局面,那就这的要天下震动了。

    仇恨是可以积累的,也是双向的,贵族可以杀庶民,庶民一样可以反过来杀贵族。

    杀自然是可以的,但现在若是杀的太过分宋国太乱也不太好,至少对泗上不好。

    在说完那些让众人安心的话后,适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控制宋国的局面,那局势可以说是完全对我们有利。”

    “当年公子鲍取宋之后,各国也想要出兵干涉,但宋国政局一安稳,各国都不得不犹豫放弃。”

    “现在我们还站在宋国的后面,一个月的时间,魏楚韩各国都不可能做好战争的准备。”

    “皇父钺翎敢喊反墨,我们就让他刚喊完就死。控制住了宋国的局面后,再靠使节去解决后续的问题。”

    垂垂老矣已然年迈的公造冶道:“皇父一族加上宋国的其余贵族,合兵一起的话约有五万,不可能再多了。”

    “但是他们分散各地,我们可以各个击破,实际上我们要面对的,也就是皇父一族的私兵以及他封地宋国西部的部分贵族,三万最多。”

    “六指一直在宋境等待,三个步卒师外加一个骑兵师,应该足以迅速击溃他们。”

    “不过总动员还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的常备义师应付宋、齐、越当无问题,但并不足以让迅速让各国放弃对我们开战的心思。”

    “打与不打,不在于我们,我们只能按照说知之术推理魏楚韩未必出兵,但人心难测,也要做好他们万一出兵的准备。”

    对此看法,众人也都认可,做好准备胜于没有准备。

    市贾豚苦笑道:“这等于是花钱买弭兵啊。一次总动员,耗费无数,就算不打,动员也至少要维持到宋国局面稳定、各国确定都不能出兵、外交斡旋结束之后。”

    “少说,也要三个月。粮食、军需品、马匹、夏收……种种这些都要被影响。”

    “不过这要是打起来再动员,我们便可能损失更大,我是同意总动员以吓唬一下魏楚韩的。”

    适又看了看别人,别人也都点头同意,众人便表决了一下,全数通过了立刻出兵宋国、泗上总动员的意见。

    在场的诸人都明白,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

    打还是不打,必须要在开始之前就想清楚怎么结束。

    如果各国不管不顾地出兵,那就无需考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要么各国打累了、要么天下归一。

    但如果各国不出兵,宋国今后的局势就是众人要考虑清楚的。

    周礼之下的诸侯国,是以宗法制、礼法、血缘、分封建制为基础的统治手段。

    但旧的统治手段已经失效,新的统治手段还并不成熟。

    如后世的汉承秦制,实际上还是有极多区别的,西汉算是平民皇帝,依靠自耕农维系统治,对于豪侠、富户、大族始终都在压制,黄帝借助平民的力量压制豪强,直到汉末豪强彻底压制不住。

    这算是大部分君主制国家在宗法制分封建制覆灭之后的第一选择,非如此无以彻底压制贵族大族,批量的自耕农是帝制的扎实基础,也算是一种涂脂抹粉的手段。

    随着泗上崛起、新技术的传播,各国的变革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做国民的君主,而不是天子的诸侯、大夫的君王。

    这种变革,正是适所一直警惕的。

    因为这样一来很容易出现齐族赵族这样的思潮。

    至于宋国,那更是不可能允许他们集权成功,只能想办法继续掺沙子,搅浑水。

    泗上需要一个强大的宋国作为邻居,也不要一个集权的宋国作为邻居,只需要一个松散、混乱、各自为政、只能自保不能进攻的宋国作为邻居。

    皇父钺翎有野心,但过于警惕民众的暴动和泗上的力量,所以他只能选择和贵族媾和。

    戴琮有野心,他本来就不是最大的贵族,不如放弃自己的那些东西,转而涂脂抹粉做“平民的代言人”,从而攫取权力。

    这一点泗上早有共识,适早就骂过戴琮是照着泗上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的营妓,今日可以讨好泗上,明日也一样可以讨好魏楚韩。

    但墨家本事又是作为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起家的,所以又不能明着反对戴琮的变革,还必须要支持。

    一旦出兵的话,那就肯定是扫清宋国的旧贵族。

    要么选择放弃封地、用几乎抢劫的方式赎买过来,以旧时代的小亩的亩产二十年赎买新的大亩,这和抢其实也差不多,但是说起来好听一点;要么逃亡他国,没收封地再分。

    戴琮因为在贵族内部规则下并不可能攫取权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毁掉别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义,在宋国鼓吹民众选贤人为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开当年君子院的牵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

    他也是看准了墨家暂时并没有吞并宋国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农的力量成为询政院大尹,改组原来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拢权力。

    墨家需要一个戴琮稳定宋国的局面、和让宋国这件事变为一场贵族政变,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贵族政变:连耳朵都不掩的话,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尽所能宣扬自己心在庶民的义。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贵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来,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谓是水到渠成。

    礼崩乐坏,宗法制瓦解,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现在宗法制崩解、礼崩乐坏,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礼崩乐坏之前,贵族的是贵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

    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

    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宗法制解体,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王权尚未集中、贵族权力依旧大,说这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说不是一个国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

    原本礼法在,宗法制下,层层制约,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贵族管辖家臣,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宗法制的解体,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穆乱郑、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国,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约,各自分权。

    君主说话不好使,贵族内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国野之别、国人干政的传统,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

    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临阵逃走全部被俘;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立君、会盟之责”为基础,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当时搞的时候,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

    现在使命已经结束,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得换个办法、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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