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出来了。
    但我跟沈喻却一直在阴影下奔走,我们不敢开车,现在魏阳城里人心惶惶,车辆太少——路口的摄像头比路面上的汽车都多,开车简直就是活靶子。
    “去哪儿?”沈喻问我。
    “找闻廷绪!”
    “为什么?他不都自白了吗?”
    “他只讲了一半,他这是计中计,套中套,骗中骗!他把所有人都蒙了!”
    “我怎么还不明白。”沈喻晕头晕脑地问。
    “你还记得他勾结聂晴,在离西夜遗址不远的子合城做了个假遗址,然后叫咱们去探寻真相,把他父母当年遇害的景象重现一遍的事儿吧?”
    “当然记得,我也是被骗的一员啊。”她毫无芥蒂地说道。
    “这只是第一层骗局。”我说,“他的目的很简单,先给父母洗刷冤屈,做最后的正名。”
    “那第二层骗局呢?”
    “他欺骗聂晴,利用莫罗教的十恶仪式,借刀杀人,把当年的亚吐尔村民一个个在‘十恶’案中杀死——你想,无论是聂晴,还是地狱来客,他们其实都对见财起意的亚吐尔村民没有那么深的提防和恨意。
    “没错,西夜考古事件,的确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那十个亚吐尔村民后来的生活也并非尽如人意。但这件事情里,受伤最深的就是闻家人,尤其是闻廷绪。”
    “就因为这个嘛。”沈喻不以为然地说。
    “你不了解他。”我叹口气,跟沈喻讲起闻廷绪在大学里的种种往事。
    学生时代的闻廷绪,是聪明而且十分封闭的人。我还记得入学第一天,无论家境如何,大家都是父母亲自送到学校里,手把手带着打饭、铺床、购买日用品。就算是穷家庭的父母,他们也往往放心不下孩子,舍不得走,有些住不起宾馆的人,甚至就在大学体育馆里临时打地铺凑合两宿。
    但闻廷绪却是一个人来报道的。
    我记得他那时候精瘦精瘦,戴着厚厚的眼睛,扛着一个蛇皮袋,低着头走进寝室。他浑身都是汗味儿,一个苏州来的舍友还以为他是帮忙搬行李的小工。
    “这是谁的行李,谁雇你来的?把袋子放床边就行了。”那个舍友使劲用扇子扇着汗臭,催着他赶紧离开。
    闻廷绪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整整齐齐放进自己的柜子里。
    “哎,你脑子清爽些好伐?你只是扛包的,整理东西不用你管!”舍友冲他嚷着。
    闻廷绪突然抬起头,他用利刃一样的目光狠狠剜了舍友一眼,吓得舍友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床上。
    “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闻廷绪之所以跨系分到我们寝室,是因为他原来的寝室有个官员子弟,家长对孩子的交友十分重视,所以提前了解了同寝人的家庭状况。
    “什么?寝室里有个孤儿?说是杀人犯的孩子?身上背着十一条人命?……什么?父母不止杀人,还盗窃文物,叛逃国外来着?——我们家孩子怎么能跟这种人住在一起!”
    官员勃然大怒,他找到学校,学校自己不敢招惹是,但官员一闹,同系的其他家长也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纷纷抗议,坚决要学校把闻廷绪开除。
    学校没有道理开除学生,但也不好在同系安排寝室,于是就把闻廷绪打发到了我们“文科”宿舍这边。
    过了半年,我们系才知道这件事。那个苏州的舍友不禁慨叹。
    “要不说学文科没前途呢?在学校都受歧视!别人不要的神经病,怎么就打发到咱们这边来了呢?”
    慢慢的,闻廷绪也知道了大家知道他身世的事,他越发沉默寡言起来——除了对我还算仗义。
    其实我也怕闻廷绪,主要别人都说他有精神病,遗传的,没准哪天夜里就起床,把全楼道的人都杀了。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他,直到寒假回家,我吃饭的时候闲聊,于是跟父母讲起他的故事。谁知道老爹刚听完就不屑地说:“假的。”
    “什么是假的?”我问父亲。
    “他父母杀人叛国是假的,说不定就是冤案。”父亲斩钉截铁地说。
    父亲讲起了小时候的事,他说自己六七岁的时候,村里的民兵突然押来了一位眼镜先生,民兵把他关在驴棚里,让他养牲口,还跟大家说,这个人是牛鬼蛇神,犯了天地不容的重罪。
    后来,一有骂坏人的大会,老先生都要被绑上去挨批。好在村里人朴实,看他年岁大,总是走个过场就算了,没有让老先生做过“喷气式飞机”之类的高难度动作。
    老先生整天笑呵呵的,他很快跟村里人一样,用苍耳叶子卷烟抽。而且他很快跟牲口混熟了,几头脱毛的老驴都被他养得膘肥体壮的。
    村里的大人们都躲着他,怕沾惹是非,但孩子们不怕。我父亲当时经常找老先生聊天,看他拿着瓶瓶罐罐,把土熬成水,不停捣鼓着。
    “大爷,你犯了什么罪啊。”父亲当时问他。
    “唉,齐天的大罪。”老先生摇着头,叹着气说,“十恶不赦啊。”
    后来过了许多年,突然有一天,宝塔村口来了好几辆小轿车。那时候小轿车还是稀罕物,乡亲们都跑出来围观。
    没想到的是,轿车直接开到了驴棚子门口,从轿车上下来好几个穿着“洋鬼子”西装的男男女女,还有两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他们不嫌脏臭,冲进驴棚,把头发粘成一团,披着羊皮袄的老先生请了出来。
    老先生坐进了车里,咧着嘴笑着,朝围观的乡亲们挥手告别。
    “这是送刑场枪毙去了。”村里有的人说。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父亲去县城赶集,他在一张包肉的报纸上又看到了老先生的照片,他站在主席台上讲着话,台下面密密麻麻的人正襟危坐,聆听着他的发言。
    父亲最后告诉我,罪这种东西,也是分时间分场合的,你身边有这么勤学努力的同学,他父母怎么会是坏人呢?
    母亲也在旁边说,要是没人当他朋友,你就多照顾照顾人家,人本来就孤零零的,如果再没有朋友,那对这个世道都不会有什么留恋。
    就因为如此,我后来慢慢接近闻廷绪,闻廷绪一开始见天甩我脸子,直到有一天,他从我嘴里听到我爹的那一番话,突然两行眼泪就流了下来。
    “你爸爸比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明白,他说得对,我爸妈不是坏人。”
    我当时有些得意,赶紧问他:“我是我爹的儿子,所以我也是百分之一的明白人吧?”
    “不。”他言简意赅地回答说,“你只是个大傻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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