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古就这样静静的看着那个人,诉说着他自己的故事,但是,罗古只四很认真的听,他却没有发出任何的言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心中的雪,每一个人也只能去扫他心中的雪,你想去扫别人心中的雪,你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但是很明显罗古是一个很懒的人,他根本不想去干任何的事情。这个世界也许不需要他。

    这个酒吧的喧嚣,依旧是如此的吵闹。

    但是这个男人似乎没有看见这个酒吧。她身上压抑了许多的东西,他想要将这些东西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全部释放出来,没有任何的犹豫。

    所以这个酒吧的吵闹他当做自己没有听见,他不想靠酒精去麻痹自己的灵魂,可是最后事实证明这个酒精依旧是无法麻痹他自己的灵魂。世界让他不得不去清醒,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生活永远都不是这么的容易,他有着太多的故事,也有着太多的事故。

    罗古没有太多的表情,此时,他眼前的这个人是伤心的,同样罗古此刻也是伤心的。因为就在罗古在回来的第一天,他看见了那个女孩,看见那个叫做包子梦的女孩。

    罗古看见包子梦的手中牵着另一个男孩,女孩的笑容很甜很甜,甜到让人都感觉她正在经历史上最幸福的事,这样的笑容罗古是如此的熟悉,因为这样的笑容曾经是对着他笑的,可是现在不是了。

    那时候罗古的心中想的究竟是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每一份爱情都需要无疾而终,也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结局,都要有一人去心碎,难道这就是爱情。人们不懂爱情,却在高呼着爱情,渴望着爱情的故事,最后,那带有爱情的有毒的果实,他们也会笑着吃下去,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会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爱情的果实是有毒的。

    但是你忘记了这果实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这三个字,就说明了一切的事情,因为是你。所以我可以笑着接受一切,这是一种何其悲哀的故事。

    男人依旧在说着他悲催的故事,他说着,后来,后来。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的生计。

    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当然没有人回答。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

    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通常每次台风警报,大家就忙着修修补补,把能固定的东西固定住,有漏洞的地方填上,然后关着门窗,用一个晚上,听那巨兽在你的屋顶、窗前不断地玩闹,听着它用它的气息把你完全包裹住,却不会伤到你半分。只要你不开门,一切似乎和你无关。它就像是老天爷一年几次给闽南人民上演的4D立体电影。我是个好动的人,因此小时候特别愿意和台风戏耍。当时风也干净,雨也干净,不像如今,沾染了一点雨,就要怕化学污染。听见台风来了,打开门,大喊一声,冲出去,让风和雨围着你闹腾,再跑回家,全身湿答答地迎接母亲的责骂。

    台风在于我从来没有悲伤的色彩,直到那一年。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某些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手臂依然习惯性地蜷在胸前,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感觉了。姐姐喜欢在他睡觉的时候,帮他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肉,血流了出来,姐姐吓得到处找药布包扎,他依然没有感觉地沉沉睡着。只是醒来的时候,看到脚上莫名其妙的纱布,才傻傻地盯着发呆。我可以看到,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他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他对时间更苛刻了。他要求母亲在房间里、大厅里都挂上一个大的时钟。每天睡醒,他叫嚷着让母亲扶他起来,然后就开始盯着时钟看,不断催促,本应该是十五分钟穿好衣服的,本应该是第二十分钟帮他洗漱完毕的,本应该是第三十分钟扶他下楼的,本应该是五十分钟内准备好,并喂他吃早餐的,本应该是五十五分带他再上次厕所的,本应该是八点准时跨出那门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慢了一分钟,那里又拖了两分钟。他会突然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扫,或者拿拐杖敲打地面不断咆哮:“你是要害我吗?你是要害我吗?”仿佛,恰恰是母亲手忙脚乱来不及跟上的每分钟,害他无法如期完成对自己另一半身体的调动。秋日的第一场台风要来了。前一天下午,我就和母亲把整个房子视察了一遍。这是全家在父亲生病后要度过的第一场台风,按照天气预报,这是几年来最大的一次,而且恰恰从我们这个小镇登陆。电视台里播放着民政部领导来驻守前线的消息,CCTV的记者也对着还未刮起显得无精打采的风,有点遗憾。他或许很期待,在狂风暴雨中,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需要扶住某一棵树,然后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的话。

    他会如愿的。台风就是这样,来之前一点声息都没有,到来的时候就铺天盖地。先是一阵安静,然后风开始在打转,裹着沙尘,像在跳舞,然后,突然间,暴风雨在下午一点多,枪林弹雨一般,呼啸着到来了。我看见,路上的土地被细密地砸出一个个小洞,电视里那记者,也如愿地开始站在风中嘶吼着报道。母亲早早关掉店面回家了,台风天本来不会有人出门的。父亲也如期做完上午的锻炼回来了。我起身要去关上门,却被父亲叫住,为什么关门?台风天,不关门待会全是水。不能关,我待会要出门。台风天要出什么门?我要锻炼。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你别害我,我要锻炼。就休息一天。“你别害我。”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要往门外挪去。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打在手臂上,马上是青色的一条。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要拿着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打开那扇门,却始终打不开。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你们就不想我好。”

    那嘶喊的声音锐利得像坏掉的拖拉机拼命发动产生的噪音。邻居开始有探头的,隔着窗子问怎么了。我气急了,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你走啊你走啊,没有人拦你。父亲不看我,用拐杖先探好踩脚的点,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重的身躯。身体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他躺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继续一个人在那挣扎,挣扎,终于瘫坐在那地方了。母亲默默走到身后,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站立起来了。母亲想引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风夹着雨铺天盖地。他的身体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挪到前一座房子的夹角处,一阵风撞击而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最终他自己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把他抬回了家。然而,休息到四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三次。

    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躺在床上,茫然无措的样子。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飘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他躺在床上,仿佛生下来就应该在那儿。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吗?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看到有孩子在那烤地瓜,有几个少年仔喝完酒,比赛砸酒瓶子,还有一个个挑着箩筐、拿着海锄头的渔民,正要下海。

    父亲一直没说话。我努力想挑开个什么话题。我问,以前不是听说你收的兄弟,是这片海域最牛的帮派的吗?那条船上的人在向我们招手,是你以前的小弟吗?他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这种绝望反而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

    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然而,死亡迟迟没来。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我说的是实话。反正以后不准你说。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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