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3年的春天,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是国家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受学院的安排,我们系上的同学分组赴边疆省份釆风。我们这个组五个同学,要去的省份是边疆云南,一个听起来很诗意的省份。一起的同学除我之外,是北京女孩叶赫娜和宋知秋,还有就是上海男孩杜润涧和南京男孩夏听泉。我们五个人谁都没有到过云南。只听说那个地方少数民族众多,汉族反而成了少数民族,还听说那个地方居然有大象在街上走,这听起来着实不靠谱,总之我们对这个我们要抵达的云南一无所知,它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神话和传说。我倒是无所谓,我出生在北方的沈阳,跟随父母到了北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并不担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看得出来,叶赫娜和宋知秋俩女孩并不想到云南,叶赫娜是因为杜润涧要到云南所以她选了云南,宋知秋则是因为夏听泉选了云南所以她也选了云南。我就无所谓了,听从组织安排,老师安排我任组长我就任组长,实际上就是一打杂的召集人,或者说是联络人。

    1983年,国家恢复高考没有几年,从革命中走出来的国家充满梦想,从折腾迷惘中走出来的我们也充满了梦想。我就自以为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最好最美的音乐,我们这个从诗经以来的古老民族不能只有几个样板戏吧。但这只是我的认为,叶赫娜和宋知秋是主修钢琴和跳拉丁舞的,杜润涧和夏听泉则是主修小提琴和欧洲音乐理论,我们这个组只有我是学习民族音乐的。他们几位对民族音乐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只有欧洲才有音乐。他们得心思都放在毕业后的留学上,所以只把这次云南之行当做一次放松的旅行。叶赫娜听说从北京到云南的省城还要到州到县到镇到村,就不耐烦地说:“穷乡僻壤能有什么音乐,真是滑稽的事情。”

    去云南的火车摇摇晃晃的在邃道和黑暗中穿行,好像是要穿越整个中国才到云南。一个一个城市被丢在后面,前面又是无休无止的城市和村庄。车厢里弥漫着各种刺鼻的味道,叶赫那不耐烦地说:“什么云南?倒像是去天国似的,屁股都坐大了。”

    宋知秋说:“当时我就说到天津的,上海也可以啊,只是有的人偏要来这个云南。跟了来,有的人未必领情呢。”边说边用她的丹凤眼斜着夏听泉。

    夏听泉讨好地说:“我的小祖宗,辛苦你了,要不坐我怀里来。”

    宋知秋娇柔地说:“讨厌,你倒想得美。”

    叶赫娜说:”好啦好啦,要打情骂俏躲一边去,不要在我们‘革命青年’面前弄这些资产阶级的的情调,说着换了一个姿式靠着宋润涧,说:“我只是这气味实在是受不了。”

    我说:“叶赫那同学,应该给你配一专列,那空气就好了。”

    叶赫娜和宋润涧同声说:“组长话不能这样说。”

    宋润涧把手臂上的肌肉鼓起来说:“这几天我这拳头闲得慌,要不咱俩练练?”

    我急忙说:“得,咱们‘革命青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不咱们来打牌,谁输就往谁的脸上贴纸。”大家都响应,我们开始玩扑克牌。我边玩牌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民乐欣赏,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叶赫那则不停地吸桌子边上的法国香水,她母亲是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她毕业后将去法国留学。不到一个小时,叶赫娜的倾城之脸已经贴满了纸条,看上去像跳神念咒的巫师。

    叶赫那对我说:“好好玩牌行吗?什么二泉印月?算什么音乐?你看人家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有多少音乐天才,舒伯特、肖邦、贝多芬、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一数一堆,咱中国有什么?一个瞎子,还二泉印月,那也叫音乐?说来羞人!”

    我对叶赫娜说:“叶赫那同学,你到底是那国人,起码的民族自尊有没有?你这话早说几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不,不说枪毙判刑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叶赫娜把牌往桌上一砸,一把撕掉脸上的纸条说:“黃歌同学,想告密不是?你少给我上纲上线,老娘不怕。”

    我是后来才知道叶赫那的爷爷奶奶都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判徒、间谍、里通外国死在秦城监狱的,所以有心理阴影。我说:“开个玩笑,至于这样吗?要撕掉脸上的纸条撕便是了,你这样搞得我像是判徒似的。我的意思是咱们中国人不能灭了自己志气。屈原《天问》欧洲人写得出来吗?就说这云南吧,聂尔,云南人,写国歌,厉害吧?!”

    叶赫娜没好气地说:“懒得跟你说:“就你爱国。”

    话不投机,大家都沉默了。到云南成了一种等待,就因为等待,云南又变得越发的遥远起来。

    在省城昆明南站下了火车,我们还来不及看昆明街头有没有大象,就坐上了红河州文联来接我们的中巴车。接我们的男人是一个黑脸汉子,感觉汉话都说不灵光,好像舌头有点问题似的,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红河州文联的办公室主任,几位老师叫我阿索就可以了。州上的领导对几位老师的来到‘常非’的‘视重’,专门叫我来接待几位老师,还说国家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是我们国家将来的音乐家,所以要最高规格的接待。我的普通话不知道几位老师听得懂不?”汉话都说不清楚,还普通话呢,但这个阿主任的确是厚道、谦卑、热诚。我对阿主任说:“谢谢阿主任,我们不是老师,是学生。”

    阿主任说:“我的汉名叫索鲁玛,一坐山的名字,阿爸取的,我阿爸说我们家乡山大人小,站在山上眼睛才远,所以给我取了山的名字,索鲁玛。”

    我对他说:“那,索主任。”阿索依然谦卑地说:“还是叫我阿索吧。”

    在路上,我们己经很疲惫了,阿索还在喋喋不休地说:“我是奕车人。我们家几代人都赶马帮,我阿爸在老挝、缅甸、越南跑生意,可州上的领导说我歌唱得好,硬要我工作,所以到了这个啥子文联,州上接待上头来的老师领导们,我就领着州歌舞团的女娃子唱个歌,可我还是喜欢做生意,自己管自己,自由。”

    我对他说:“那请阿索主任给我们唱个歌。”

    阿主任固执而谦卑地说:“还是叫阿索吧。州上的领导说就是北京的老师到了大理就写出了《阿诗玛》,于是大理大名天下了。州领导说我们红河不比大理差,女子比大理还俊,歌也比大理的好听,可就是因为没有老师来写。哦,我们得转车了,上火车,小火车,这条路叫滇越铁路,直通越南,中国最早的米轨铁路,你们没坐过呢。”

    就这样,我们又坐上了小火车。叶赫那和宋知秋疲惫的样子仿佛到了崩溃的边缘。

    夏听泉对阿索说:“火车没有汽车快就是指这小火车吧。”

    阿索说:“对对对,没错。本来州上有专车,但州领导说几位老师来一次不容易,或许一辈子就这一次,所以让几位老师体验一下。”

    我对阿索说:“你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吗?他们几位也很期待呢。”其实我也是因为长途的奔波不想说话了。

    阿索有点害羞地说:“那么,那么我就唱一个。”阿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壶,打开盖,咕噜咕噜像是喝了半瓶。

    此时我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阿索是什么样的歌声?会是什么样的歌声。

    突然间一个苍凉的声音像是刺破了苍穹,如龙蛇游走,又像是一把尖刀刺进灵魂,我甚至不敢睁开眼睛,不敢相信这声音出自面前这个叫阿索的黑脸汉子。声音时而像在祈祷神灵,时而又如窃窃私语,时而高亢辽远,时而缠绵交织,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个声音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伴随着布谷鸟的声音、画眉鸟的声音,麻雀的声音,甚至是种子发芽的声音,我仿佛置身于大地的交响乐,似乎我在云之上、在风中、在雨中、霞光拥抱着我,温暖的手握着我,我知道他唱的不是汉语,由于对语言的痴迷,我跟语言学老师学过一些民族语言,终于在这时听懂了几句,他唱的是:

    神,你听到了吗?

    我们渴望这个春天

    你要庇护我们

    我们是你的子民

    我们要在这个春天种下种子,

    你听到了吗?

    哦!我们用最醉人的酒向你感恩我们

    哦!我们用最醉人的酒向你感恩

    我们期盼你长出丰硕饱满的果实

    ……

    似乎类似于说:又类似于唱,类似于诵经,总之很难用音乐的常规理论来定义它。但它在瞬间撕裂了我的灵魂。

    我们都被震撼了,我睁开眼睛,我们都以奇异的眼睛看着面前的这个奕车汉子阿索。阿索腼腆地说:“乱唱的,乱唱的,不成‘统体(体统)‘,田野里的撒泼,上不了台面。我却不由自主地拍起了掌声,徒然间小火车里全是掌声,车厢里有好事者起哄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阿索站起身来向众人谦卑地躹躬说:“不敢了,不敢了,打搅大家了。”

    阿索问我说:“喝洒不?”

    我爽快地说:“好”,我学着阿索的语气说,“整两口"。边搭话边接过了阿索的小铁壶。

    我看见叶赫那和宋知秋的脸上挂着泪,夏听泉和杜润涧的脸上也挂着泪。可以说阿索唱的什么,就歌曲的内容而言,他们一句也没听懂。但这重要吗?音乐的内容包括词和曲,词写什么重要吗?有几个人明白贝多芬的曲子弹奏的内容是什么?让你欢喜让你悲伤,这就是音乐真正的力量。比如中国洞箫吹出的苍凉,阿炳二胡拉出的苍桑,没有国度的区别,在人间,它们就是最好的音乐。因此,我觉得和叶赫那争论什么中国的和西洋的都是浅薄的。

    这时,阿索问道:“几位老师咯要整烧豆腐,红河的烧豆腐?”我对阿索说:“你才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我的老师。”

    阿索惶恐地说:“这个开不得玩笑,不敢呢,不敢呢。红河的烧豆腐,京城是没有的,吃不到。”

    顺着阿索的热情,我说:“那我们就整(吃)几块。”

    因为阿索,我对这个离北方遥远的云南开始亲切起来。或许缘于阿索的歌声,或许缘于音乐的魔力。

    漫长的火车就如一段漫长的时间,人来人往,去的去,来的来,我的爷爷黄克星就是坐这列火车到了云南个旧,然后再转道迤萨的。1940年的秋天,妖艳的女人,川岛芳子也是坐着这列火车到了个旧,然后再转道迤萨。这列火车起点于云南昆明终于河口,进入越南的米轨铁路,就像是一个时光的舞台,舞台没有变,只是演员变了。

    秋天的1942年,川岛芳子在昆明坐上的火车。这是一个秘一样的女人,很多时候他都是穿着男装,她喜欢女人的妩媚和娇艳,但她却经常穿着男装,柔软中要暴露出强硬的一面,因为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日本人强暴她的阴影。这个秋天,川岛芳子穿着开叉及腰的黑色的中式旗袍,玉腿被来自英国的透明丝袜裹着,脚上是一双法式的10cm的红色高跟鞋,戴着一顶意大利式的宽边纱帽,让人只能想象她的脸,她的手上搭着的是一件Burberry英国军队专用的高级风衣,她的每一个步态都像是一条水蛇的扭动,只有风骚的女子才走得出她的模样来。上了火车,走进包厢,她取下了意大利宽边帽,戴上的雷朋墨镜,她似乎刻意要跟眼前的一切保持距离,让人知道她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在1942年秋天的昆明像她这样的神秘人物川流不息。几乎每一趟开往河口的火车上都有她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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