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全义、王一林率领一万水师将士,一路闯关斩将,如下山猛虎般横冲直撞。
    这一路上,更象是蝗虫过境,一片狼籍。
    不管是富户还是寻常百姓,一旦遇上,便洗劫一空。
    如果骂人能把人骂死,那么恐怕这支军队,早已全军覆没了。
    蒋全义与王一林不一样,但他默许了。
    他要的不是银子,要的是粮食。
    没有补给,只能就地取食,否则,这几日连番攻城作战,这支军队早就崩溃了。
    好在沿途都是小城,守军也不多,面对着这么一支庞然大物,能不逃就算是勇敢了。
    可饶是如此,水师至如皋时,也已经只剩六千余人。
    这种伤亡程度,让蒋全义心痛不已。
    为了急速行军,蒋全义下令所有人丢弃身上除粮食之外的东西,以保证行军的速度。
    这一路的劫掠,将士手中的财货可不少,特别是王一林,他的身边已经有了数十车的财货。
    王一林不同意,可他已经几乎丧失了军队的控制权。
    面对着蒋全义阴沉沉的脸,王一林又一次选择了妥协。
    不过他提出,与其丢弃,不如就地掩埋。
    蒋全义同意了。
    于是,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山脚,找了个本身就有的山洞,将所有财货都搬了进去,最后砸塌岩壁,封住洞口。
    王一林心痛地说道,“这要是哪个祖坟冒轻烟的看到,怕是几辈子,不,几十几百辈子也用不完啊。蒋老弟,你可是作了大孽了。”
    蒋全义不理会王一林,转身就下令,全军转东南方向行军,即日起,遇县城绕行而过。
    ……。
    清廷震动。
    这支明军的“杀伤力”太大了。
    清廷的“怀柔”对象是义兴朝,可问题是义兴朝手一摊说,咱们已经宣布这是支叛军了,他们的死活和作为与我朝无关,你们爱打打爱杀杀,不用理会我们的感受。
    义兴朝不管了,可清廷得管啊,死的伤的被抢的,那可都是自己的地盘啊。
    由此,朝堂上竟出现了一些“招降”的呼声。
    这不奇怪,今时不同往日,未入关前,清军打打草谷,袭扰劫掠一番之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哪管身后巨浪滔天?
    现在,都坐了三年天下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改变。
    屁股决定立场,任何朝代都一样。
    清廷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
    自然开始想着要安定了。
    可这支“叛军”却是光脚的。
    他们除了一条烂命,无所顾忌。
    很难想象,连命都不要了的人,还会去顾忌别的。
    所以,招降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不是光脚吗,得,给他们穿上鞋就是了,这样,他们就有了顾忌。
    招安,自始至终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其中牵扯到的利益,非同小可。
    可这种声音,遭到了多尔衮和洪承畴的联手打压。
    倒不是说这两个老冤家,开始握手言和了,而是对于这件事上,二人的诉求是一致的,他们只是仅仅在这件事上联起了手。
    道理在很简单。
    长江南北周边,这几年一直反复易手,清廷征收不到赋税。
    凤阳至淮安一线,几府之地,承担着清廷在东南一隅的主要赋税来源。
    可现在被这支“叛军”扫荡得够呛,谁是周边各府各县人人自危,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许多商船已经不再敢北上了,而是选择杭州、松江府转运。
    而民间,不管是富商巨贾、还是平头百姓,无一不怨声载道。
    这种舆情背后的干系很大。
    满清入关到此时,不过百多万人,统治偌大的中原,还得依靠汉人。
    清军之中,汉旗、降清明军加起来,得占六七成。
    这支“叛军”在这十来天的功夫,让清廷遭受的人员、财产损失,甚至远远大于仪真一战。
    最关键的是,这支“叛军”其中很大一部分追随过吴争北伐,他们养成了一种见鞑子就杀的习惯,这习惯不好,真不好,特别地让清廷头痛。
    如果真将这支“叛军”招安,那问题会很严重,试想要是那些降清的明军,也都来这一手,那天下不就乱套了吗?人心就得散了。
    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
    在这一点上,多尔衮和洪承畴的意见是一样的。
    于是,一个满族的摄政王,一个降清明臣的领袖,不约而同地达成了默契,打压这种招安的呼声之后,朝廷下旨,勒令郑亲王济尔哈朗限期全歼之支“叛军”,五天之内回京述职。
    旨意简单明了,就是说济尔哈朗从接旨的那一刻算起,到站在奉天殿中奏报,就给你五天。
    你还得做到“全歼”二字,一个都不能少。
    ……。
    济尔哈朗承压了。
    压力山大。
    这倒不是说济尔哈朗无能,力有不逮。
    恰恰相反,济尔哈朗的和硕郑亲王爵,那可是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
    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真正的爱新觉罗近支。
    可姓爱新觉罗的多了去了,也没见有几个如同济尔哈朗这样成为和硕郑亲王、辅政大臣的。
    年轻时济尔哈朗,无论对明朝、蒙古、朝鲜乃至满族内部反叛部落的作战,那都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他并不认为歼灭这支叛军很难。
    难的是,这支叛军踪影不定。
    这是个最难的难题。
    不管古今,两军交战,重点在于知己知彼。
    首先要知道对方主帅的性情特征,遇事的反应方式。
    可这支叛军的主将只是个副都指挥使,从五品衔,还是个新兴之秀,谁知道他从哪冒出来的?
    一无所知。
    其次,得知道这支叛军的目的和行军方向。
    可这支叛军忽北忽南,忽东忽西,有时疾如脱兔,有时还返身打追击清军一个回马枪,打个小伏击。
    这让追击清军苦不堪言。
    最后,朝廷围剿得调动大军吧?
    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叛军一个劲地奔逃,无意占领一个城固守,这样的军队,再让人头痛。
    这就象要追捕一个逃犯,得知道他的心性、爱好,遇事反应、有哪些亲朋好友,最有可能往哪去,在何处落脚,方可安排布控。
    这些,济尔哈朗都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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